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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铜梁县农村治安突出问题的对策与思考

王泗友

铜梁县位于重庆西北部，幅员1334平方公里，总人口 81万，辖34个乡（镇）。铜梁资源丰富，交通、通讯发达，河流通航151公里，公路里程1824公里。铜梁农产品丰富，工业门类齐全，化工、能源、机械、冶金、建筑材料等支柱产业正在逐步形成。重庆直辖以后，给铜梁的改革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在世纪之初把铜梁列为渝西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经济发展迅猛。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改革，农村的治安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增多，综合反映的治安热点与难点比较突出，有的治安问题还比较严重。分析和研究农村治安问题，并将解决好这些问题，把维护农村稳定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之中去思考、探讨，以保障渝西工业、财政、文化教育大县目标的实现，是值得各级干部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农村治安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
（一）表现形式
1、农村自身影响稳定的问题日趋突出。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尽合理。从近年来民工流动的状况看，盲流人员所到之处，都给流入地的治安形势带来压力。目前民工的流动形式主要有三种：（1）由农村向城市转移；（2）由内地向沿海转移；（3）由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转移。很明显，劳动力流动量的增多，引发的不安定因素也增多，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流氓滋扰、打架斗殴、盗窃、抢劫等案件与此有关，而且团伙犯罪所占比例较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要使剩余劳动力真正做到有序、合理地流动，做到离乡不离县、就地合理消化剩余劳动力，减少不安定因素，应当是决策部门考虑的一件大事。
二是农村宗族势力有抬头之势。农村宗族尽管在组织形式和规模上与旧宗族相比，虽然有一定区别，但已经成为一股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主要表现是：（1）有的与基层政权组织明争暗斗、讨价还价，唯恐天下不乱，严重危及基层稳定；（2）有的维护私人、宗族之间以及小团体的不正当利益，阻扰和破坏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落实；（3）有的插手民间纠纷，煽风点火，故意扩大事态，使其恶性化、暴力化，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秩序。
三是部分农民的法制意识扭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许多人不知法、不懂法，不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由于文化素质低下，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受人挑唆和蛊惑，从事非法活动；（3）为政法部门的执法活动设置障碍，增添阻力，刁难政法公安人员，对抗执法活动。
2、邪教组织屡禁不绝，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潜在因素。
近年来，虽经多方治理，特别是近年来，县局组织专门力量对“法轮功”习练人员进行监控和帮教，也对张贴、散发“法轮功”宣传品的违法犯罪人员予以打击处理，甚至还当场捉获一名正在散发传单的县处级干部，受到市局的好评，取得了一定成效，人民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但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层政权组织相对薄弱的地方，邪教组织“法轮功”、“门徒会”极易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而，一刻也不能放松对邪教组织的警惕。
3、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影响社会治安秩序。
以2003年为例，全县共立刑事案件1533件，同比2002年1683件下降了8.9%，成功破获了"安居镇杀人沉尸案"、"石鱼镇入室抢劫杀人案"、"9•5寻衅滋事案"等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件，出色地完成了市局提出地“三个绝对”的硬性指标，但是，在刑事案件中，杀人、伤害、抢劫、盗窃等重大案件仍比较突出，这些犯罪数量多、影响坏、危害严重，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铜梁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
4、黑恶势力危害严重，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近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警民联防，一举铲除横行一时的巴川镇黑恶团伙头目杨××，并通过大量工作，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破获涉恶案件57件，抓获31人，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全县人民增强了安全感。通过模排掌握和打击处理的情况可以看出，黑恶势力对农村社会治安影响最坏、危害最烈、后果最严重。他们没有放弃对社会政治秩序和治安秩序的颠覆和破坏的侥幸心理，其主要表现是：有的利用同乡、同学、亲友、狱友或者有前科劣迹的人员，纠集成伙，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有的欺行霸市、垄断市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有的为人讨债，制造事端，酿成民间纠纷，严重危害当地稳定。
5、黄赌毒等“六害”活动不断增多，屡禁不绝。
在“扫黄禁赌”行动和“网吧”的清理整治中，对易于藏污纳垢的场所，先后整治警力进行集中整治，规范网吧，收缴各类淫秽物品，查处卖淫嫖娼案件，捉获卖淫嫖娼人员；还配合家长、亲友做好吸毒人员的教育、挽救、转化工作，降低了吸毒率。从赌博看，聚众赌博普遍，赌资不断增大，参赌人员不断增多；从卖淫嫖娼看，利用公开的场所与隐秘的手段相结合，更加普遍化、组织化、公开化。
（二）发展趋势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社会矛盾将进一步暴露，因而，引发治安问题的因素将大量存在，在一定时期内，我县农村治安状况仍然趋于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矛盾和不安定因素增多，并呈现新老矛盾并发，解决难度增大，内部矛盾走向社会化的特点。特别是在实施城市扩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工作中，如果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尤其是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将会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
二是刑事案件发案虽然有所下降，案件总量较大，侵财案件比较突出。在2003年发生的刑事案件1533件中，侵财案件比较突出，1－12月侵财案件发案1211起，侵财案件占各类刑事案件的79.26 %。总的看，案件总量仍然偏大。。
三是经济犯罪案件和经济纠纷将成为困扰农村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少数人钻政策的空子，由此衍生的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经济诈骗、假冒伪劣和合同、债务纠纷必然增多。
四是青少年犯罪、在校学生犯罪、无业人员犯罪将成为犯罪活动的主体，是值得各级干部重视的问题。
五是随着农村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和城市“六害”案件打击力度的加大，毒品犯罪、赌博、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将向农村转移。特别是交通要道、城乡接合部、旅游度假村以及商贸比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尤为突出。
二、出现农村治安问题的原因
（一）在经济因素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贫困与摆脱贫困的矛盾比较突出。铜梁县虽然地处丘陵地区，交通方便，地理环境比较优越，但是，经济市场疲软，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为了摆脱贫困只好外出打工，很难靠当地条件致富，部分人就把牟取不义之财作为致富之道。因而，在铜梁县农村的犯罪中，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
二是剩余劳动力过多与就业机会减少形成矛盾。在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无业流动状态。他们涌入城市寻找就业门路，但城市的企业在改革中被兼并、被重组，下岗职工增多，就业问题难以解决，就决定了进城打工的农民被排挤。即便是能够找到工作，也是劳动强度大、公时长、条件差的工种，而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致使农民的行为、心理、道德、情感等产生强大的反差，引发抵触心理、发泄心理乃至报复心理，极易导致违法犯罪。
（二）在政治因素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政府的职能转变与作风转变与进展迅速的经济改革相比，显得相对滞后。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市场经济大潮地冲击下，显得运转不灵活，机制不协调。特别是引导农民实施再就业无力、无序，有限的安置补偿费不能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二是有的基层政权组织弱化，客观上助长了农村不安定因素。一些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职能处于半瘫痪状态，对一些民间纠纷置若罔闻，制止不力，估计不足，任其发展，酿成事态；一些农民的矛盾纠纷无法排解，致使农村治安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失去作用，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的能力降低。
三是个别地方干群关系不协调，激化矛盾。相当部分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在处理农民群众的问题上不讲究方式方法，工作不彻底，留有后遗症。特别是计划生育、土地征用、缴纳税费等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伤害干群之间的感情和关系，致使人民群众的逆反抵触情绪增强。
(三) 在法律因素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法制宣传教育滞后。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普法教育，但在有的地方仍然流于形式，有的农民的法制意识仍相当淡薄，既不懂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不善于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旦遇到纠纷要么付诸武力，野蛮解决，要么投诉报端，制造舆论，制造混乱，以此发泄私愤，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二是基层基础工作比较薄弱，社会治安防范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一些基层政权组织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认识不够，防范措施落实不够，防范工作不力，没有把社会治安摆上应有的位置，各项综合治理措施没有落到实处。由于刑侦破案牵扯了大量的警力，导致一些防范控制措施未能得到很好落实。同时，基层基础工作比较薄弱，有的群众法制观念淡薄，防范意识差；一些单位和部门存在麻痹思想，治安防范无措施，守楼护院形同虚设，齐抓共管的措施落实不够；城乡结合部散居居民结构复杂，防范意识淡薄，出现管理"死角"，极易引发刑事案件。
三是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农村警力严重不足，与日趋繁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任务不相适应，基层执法人员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无法投入繁重的治安工作中去，加之装备落后，人为造成处理不及时，打击不力，不能有效震慑犯罪。
四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引发的群体性上访案件成倍增加，影响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2003年我局参与处置的54起群体性事件与2002年同期16起相比增加了237.5％，增幅较大。由于企业改制、人事劳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三农"问题、移民安置、以及各类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造成集访上访人员增多，处置难度增大。
三、农村治安工作应完成的目标任务及治理措施
（一）目标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治安工作将继续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实现“两降一升三无”、“创建平安铜梁”的奋斗目标，转变作风，扎实工作，与时俱进，拼搏创新，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时人民群众安全感普遍增强，治安案件查处率不低于98％，刑事重、特达案件侦破率不低于83％。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水平有新的提高，队伍的形象和作风有明显的改进。
(二）治理措施
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农村治安问题对全社会治安的总体状况的影响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不能忽视农村治安问题的整顿和治理，必须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法律的手段对农村治安问题实行综合治理。
1、要把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
一是要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加强和巩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配齐配强村治保干部，提高干部素质，改善干群关系，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建立健全农村治保会工作制度，加强对治保干部的管理和教育，使其真正发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作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在农村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只有这样，农村治安稳定工作才有组织保证。
二是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要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坚持“可善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原则和“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要求妥善处置，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对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乘机打砸抢的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要采取断然措施，不能久拖不决，要依法严惩。
三是严厉打击邪教、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其在农村发展蔓延的势头。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犯罪，抵制渗透”的原则，在邪教、非法宗教活动猖獗的地区，适时组织力量开展专项斗争，实行露头就打，同时还要教育人民群众自觉抵制邪教和非法宗教活动，决不让邪教、非法宗教有藏身的场所。
2、严厉打击侵害农民利益的犯罪，大力整治农村社会治安秩序。
界定《（试行）》１７８条的规定中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檀吓?d（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07级研究生 陕西西安 710063）


摘要：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对其界定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界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两个标准进行分析，并对其优缺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试行）》(《（试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简称，下同)中的178条进行修改意见，并说明相关理由。
关键词：涉外因素 外国法的适用
一、界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两个标准
（一）含有涉外因素的标准
国际私法是随着国家间经济贸易交往的频繁，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在质和量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有关国家也逐渐意识到国内的法律已经不足以调整现实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调整这些关系而产生的。然而跨国的交往就注定了其本身所涉及到的外国因素，其法律关系所包含的主体、客体、法律事实的涉外。具体到连接点上，传统的观点，在主体方面是主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在客体方面，作为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在法律事实方面表现产生、变更或消灭民商事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现代各国立法实践中增加某些新的连接点，主体方面增加了外国国家、国际组织或无国籍人，或者住所、惯常居所或营业所在国外的自然人或法人；客体方面增加了争议标的发生了跨国移动；在法律事实方面在传统调整范围上有所扩展，在知识产权、遗产、婚姻等原不适用国际私法调整的，现在在这些领域不同国家都有所涉及。
在某种程度上讲，国际私法的产生就注定含有涉外因素就是其调整涉外关系的固有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在学界的争议不大，如：“涉外民事关系就是指其主体、客体和内容这三要素至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因素与国外有联系的民商事法律关系。”
（二）适用外国法的标准
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不仅涉及到内国法律而且也必然涉及到外国法律，在此情形下，倘若相关数国民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各异，且主张依其本国法调整，则必然引发冲突，为维护当事人的正常的利益就需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中作出选择，任何主权国家既要对居住在其境内的人（享有司法豁免权的除外）、物、事件、行为实行法律管辖和保护，也有权对在国外的本国人实际法律管辖和保护，既国际公法中的“属人优越权”和“属地优越权”。就涉及到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问题，即外国法的适用问题，而承认外国法律的适用，是国际民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继续自然经济时期严格坚持属地主义原则，不承认外国法的适用显然背离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况且市场经济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国际商事交往日益频繁和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维护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保护内国人的利益，同时兼顾外国人的利益，在国际社会“互惠”交往的今天，内外国之间相互承认对方国家某些民商事法律的域外效力，并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外方国家的法律成为可能，而支持这一观点有法律选择适用。
但必须提到的是外国法有被适用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一定适用外国法。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与数国法律发生着联系，在各国法律规定不同且都依据国家主权原则享有管辖权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法律冲突，就需要依照国际私法规则选择适用，哪一国法律在选择法律适用时，外国法就有被选择的可能。李浩培先生给国际私法所下的定义：“指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 即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是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民商事法律选择适用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适用外国法的标准是随着国际私法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有其与生俱来的特点。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是否涉及外国法的适用，除须具有外国法效力所及的法律事实外，还需要内国法律承认该外国法律法可以在内国有效的许可性规定，虽然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与数国存在联系，但对其调整通常并非数国的共同行为，而是实际上管辖该法律关系国家单方行为。内国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外国法适用效力，以求得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不同法律制度的内在统一。
二、标准的优缺点：
（一）是否含有涉外因素的标准的优缺点：该标准的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扩大了国际私法的调整范围，只是在涉及到有些民商事法律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但却不适用外国法的情形，成为该标准的固有缺陷。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令和有关条例规定”。因此，中外合资经营法律关系不涉及到外国法的效力。如此，光利用是否含有涉外因素的标准不足以解释这类法律关系。
（二）是否适用外国法的标准的优缺点：国际私法是法律选择适用法，将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定位于国家间的法律适用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特有规范的含义及国际私法理论的特有制度。 冲突规范指向某一国法律时，如果将该国的法律理解为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冲突法在内的全部法律，且指向了该国的冲突规范，便会出现和经过反致、转致或间接反致，最终指向某一国家的实体法。以某一国的实体法确定涉外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同时也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密切相关，因此，可能会出现当事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故意制造或改变某种连接点的，从而达到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法律规避行为的发生，还可能会出现适用该外国法将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而排除其适用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运用。该标准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导致当事人“挑选法院”，法院地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膨胀。
笔者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是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产生的，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民商事法律选择适用关系。其中，“涉外因素”和“适用外国法”是确定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依据，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没有涉外因素，便无法律选择适用问题，仅有涉外因素，但不涉及不同国家当事人的利益，不会发生法律冲突，就不会出现可能适用外国法的问题。
三、《（试行）》通知第178条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进行界定的修改意见及相关理由。
《（试行）》第１７８条规定 只对涉外民事关系的在“涉外因素”方面进行了界定，且其中的涉外因素也不完全，更没有顾及是否适用外国法的问题。
我的观点，借鉴民法（草案）的立法体例修改如下：
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一）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一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其他外国组织、外国国家、国际组织、；
（二）民商事法律关系一方的住所、惯常居所或者营业所在地位于不同国家；
（三）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争议的标的发生跨国移动；
（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名共和国领域外。
但以下的几类民商事法律关系不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一）由于事件而不是行为所形成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二）在内国法律制度下所进行的现场交易行为。如外国人在内国的旅游、住宿、购物等。
（三）由于严格的地域性限制，内国不可能承认外国法效力，或者说是不涉及外国法效力的那类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四）用国内专门实体法调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非法人组织和外国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非法人组织订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下列合同，必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
3、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
4、中外合作开发房屋和土地合同；
5、外国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非法人组织承包经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的合同。
理由：明确设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适当增加涉外因素中主体因素，及客体的客观连接点，有助于法官识别法律关系时的适当性，况且当事人的住所、惯常居所在处理当事人的国籍、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等方面已是趋势。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或营业所在地已成为处理与产生纠纷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的重要考虑因素。这些客观连结标志的增加有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有些国家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方式，有些则是“民商分立”这样各国民法的调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有宽有窄。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不能只考虑到某个或某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而应把视野放在世界各国民商法的总体上来考虑，以确定国际私法的范围。一味强调各国法律之间的差异，国际私法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调整对象，明确界定为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十分必要。
应用排除法对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进行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利用是否涉及外国法适用效力的方法进行排除限制，因为有些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应是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但由于只适用内国法，不涉及到外国法的适用效力问题，它们之间不存在法律适用的冲突。因此不属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同时予以规定也有助于法官更好的识别法律关系，适用法律。
四、结论
对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的研究是国际私法研究的基石，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该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界定，而可以利用的标准就是国际私法不仅是含有涉外因素的，而且还涉及到可能适用外国法的问题，根据这两个标准对其加以界定无疑更为合理，科学。

参考文献：
【1】刘想树 著《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李双元 著《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修订版。
【3】赵相林 主编《国际私法论丛——理论前沿、立法探讨与司法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4】赵相林 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5】胡家强 《对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重新认识》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1期 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