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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哲学与争端解决
> > > 波比.K.Y.王
> > > 香港综合技术大学船舶与运输后勤部讲师
> > > 导论
> > > 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在理论层次上，争端是指“通常最初双方协商不成而经过一些标准的程序表现的公开主张。”要解决争端，就必须有解决争端的组织存在。争端解决组织可以许多形式组成。简言之，它们可分为诉讼型和调解型两类。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古代中国的争端常以仲裁和调解解决。正如美国仲裁协会前任会长所言，“传统中国观是通过无比友好的谈判来解决争端。”
> > >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参加仲裁时更是如此。可见，即便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参加仲裁的每一个人仍会被告知他必须降低要求，否则‘就吃亏’这样一类话。因此，如果一方坚持要为其‘权利’彻底辩护或要求完全恢复原状，那么他就不应再选择仲裁。”
> > > 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对任何社会这可能都是平等适用的。在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关于争端解决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不能下结论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社会喜欢仲裁或调解。在现代西方社会，仲裁频频用于解决诸如婚姻有关的纠纷，而诉讼似乎用于解决商业、合同或侵权纠纷。但中国传统观对各类争端都一样。这似乎表明西方和传统中国在争端解决上观念有所不同。
> > > 在西方，“传统已将诉讼留给律师，希望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商业纠纷。”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国观念不可接受：法定权利怎么能放弃？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胡曼所言，是“财产、权利、义务不受限制。”法院给出的判决“要么让你什么都有，要么让你一无所有。”即便平等规则也不能改变基督教义。如果有争端存在，诉讼方式就会被采用，而且案件判决取决于当事人的实力。在法院系统流行一句话，“公众关注的不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和平解决以达到最轻微的利益调整。”因为“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种解决方式是懦弱的表现，”而且“正义也不会因此而实现”。但是，对追求提高审判效率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宝藏。
> > >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没丧失其影响力，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的确，它在过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没有受过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员承认，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传统”在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上起着部分作用。因此，对这样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反弹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升解决现代争端的水平。
> > > 在传统中国，厌诉历史悠久。有不少谚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饿死也不当贼：烦死也不告状”、“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其原因之一是诉讼人遭衙门的讼师和衙役盘剥，衙役和走卒就靠这个吃饭。另外，规避诉讼也在一个比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不同的哲学流派在避免争端上都持认同态度。他们认为争端（当事人各方冲突的表白）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和宇宙的总体秩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
> > > 因此，用于解决争端的诉讼方式受到批判。毫无疑问，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易经》中找到根据。在《易经》中，诉讼方式受到批判因为它最终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这给传统中国争端解决定下了基调。
> > > 但不能认为中国哲学一层不变。就拿儒家为例吧。汉代的儒家与孔子自己的哲学有相当不同之处，它与宋代的儒家也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还是一样：即应避免诉讼。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讨论其它学派也可以这样。但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儒家都反对诉讼。有一些就认为诉讼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诉讼有好结果。他们的观点也应加以考虑。
> > > 和谐
> > >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
> > > 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距和道德原则。
> > > 在这里，道德和正义促成社会和谐。其结果使社会结构形成。
> > > 在传统中国，“个人被融于社会，并附属于群体与和谐观中。”和谐观假定社会最初处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后来被打破。为保持和谐，必须顺应天道。以这种天人合一观，人道最终得到天道的预兆。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
> > >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
> > > 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 > > 儒家
> > > 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仲裁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忍让反映了群体优于个人的思想，它要求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以重建公平。”
> > > 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 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 > > 儒家道德规范对外表现为礼。歌颂礼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礼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贤开创天人合一的事实而产生”。
> > > 儒家的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态的。否则，古代圣贤的智慧无法形成规范后代人行为的礼的基础。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长者被视为权威，因为他们似乎知道地更多。这种假设是产生服从权威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 > >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徇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 > > 法家
> > > 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强国。每个诸侯的欲望都是称帝。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家提出“法治”原则，其含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们之间的争端会削弱一个国家。为打赢官司，冲突各方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如果有过多的人际纠纷，国家的终合国力只会锐减。为了强国，法家采取防止争端的严厉措施。
> > > 争端预防也与法家的以法为本思想有关。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无法律，因为古代的人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后来，人们倾向于拉关系并开始扩展其自我利益。结果，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上的强者和多数人在弱者和少数人面前占有优势，并利用后者。为避免冲突和争端，古代圣贤基于规范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区分了所有权。按照这种理论，争端预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观点，它是良好行为的标准。尤其是它强调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 > > 按照慎到的观点，争端预防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权定义的范围。法律应尽可能细化，不给争端留有空间。
> > > 正因为强调争端预防，法家对争端解决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在理论上，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应有争端。哪里有争端，哪里就应按照法律解决。当事人打官司的好处是判决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来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应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其目标就是对未来出现类似问题进行预防。
> > > 墨家
> > > 虽然总的来说，墨家 思想不被诸侯所接受，在战国时期它还是很有影响力。墨子，并不明确表示人们不应与他人存有争端。虽然如此，我们仍可推断他是颂扬和谐的。到墨子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 > > 因此，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个原因：人们相互不爱惜。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主张人们应。如果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局面。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出现的社会里，就不应再考虑诉讼，事实上也没必要了，因为总体上人们将不存在一点争端。
> > > 墨子不光嘴上说，也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战国时期，他们组建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行动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其它成员称为墨者。巨子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能处决他们。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 > > 应该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种功利的观点来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 > > 墨子用一种悲观的论点看待人性。他不认为人们没有外界干预就能考虑周全。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家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学派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惩罚，墨子采用诱导。墨子主张，诱导最终可使人人都彼此爱惜（“兼爱”）。
> > > 道家
> > >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因为道家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讲，这也涉及其对衰退的偏好。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 > > 对庄子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 > > 人们存有争端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而不直言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 > >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因此，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诉讼的最终会获胜。总的来说，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
> > > 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贼多有。”这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老子并没有说不应遵循规则。起码天道是必须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 > 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他主张“避斗折衡，而民不争”。
> > > 并不意味着这遵循规则的人将情况更好。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 > 佛教
> > > 佛教在汉朝以后对中国产生影响。据说，在公元381年左右，中国西北部的大多数人都信佛。一个出家三次的皇帝还宣布以佛教作为国教。尽管中国的儒家势力更大，佛教仍在汉--唐哲学发展中占统治地位。佛教起源于国外，其法律观与儒、法、道三家截然不同。
> > > 在某些方面，它类似道家。其中心思想是提升自我以求完美。它与道家一样，都不关注人际关系。好像它也不追求和谐。但和谐思想在佛教世界观的发展中也很重要。宇宙的每个单一部分的成长都依赖于其它部分，因为它们全都是紧密交织的的。为达到完美境界，人和其所处的宇宙必须融合。如果宇宙不和谐，这就不可能发生。因此，没有和谐就不会有提升。
> > > 带着对和谐的颂扬，佛教试图避免一切争端。用佛教的话就是“出家人与世无争。”
> > > 儒家关于诉讼的观点
中世纪商法的形成及背景分析

胡晓东

摘 要：中世纪商法的形成，为近现代西方商法的发展奠定实践的基石，并影响着其发展的轨迹。然对促进其形成的因素，历来学者会以不同的出发点予以述及。在述引伯尔曼的评析因素后，分别从战争的影响、文化的原有积淀、强势文明的威慑力及标榜力、文明征服中的交叠性渗透及潜在的影响、规则体系的非封闭性特征等几方面分析商法在中世纪形成的综合背景。
关 键 词：中世纪 商法 因素 文明 背景
文献标识码：A
西方商法体系的形成及其对现今社会的影响

交易与商务往来之结果，遂启交易行为与商业关系发达之端，此种交易行为及商业关系与普遍日常生活之往来与关系，固不相同，其（与--摘补）乡村生活及农业生活上之往来与关系，尤复有异。规律商人及其行为与关系之规则，即以之包括于普通法律或一般共同法律之中，固无不可，但此种规则在不少方面，仍与规律非商人之法律行为与关系之规则，究不尽同；商法终归构成普通法中之一特别部门，即退一步言，至少与普通法可以分别，而成为一种特别法。[1](P.217)从孟罗·斯密所言对商法的特别性渐有明晰，再从伯尔曼的论述中对商法自身的专门特征会有明确理解。
商法支配着在特定地方（集市、市场和海港）的特定的一群人（商人）；它也支配城市和城镇中的各种商业关系。虽然它与城市发和教会法的联系特别紧密，但它有别于教会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王室法。
商法与当时其他主要的法律体系一样，也具有客观、普遍、互惠、参与裁判制、整体以及发展的特性。这六个特性不仅说明它与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紧密相连，而且还为它自身的专门特征提供了一个索引。[2]（P.415）
在理解商法的特别性和其自身的专门特征的基础上，对于商法的形成的分析就要来的相对较好陈述些。
至商法所以逐渐有成为一特别体系之趋势者，尚有一特别理由。缘乎商务之为物，对于各地法律之歧义及因此所产生之法律抵触，向来即不能相容，良以商业之活动非局部的活动，不受地方或区域之限制，而系不分畛域，超越国际界限之活动。因此，商业永远在努力于普遍规则之安全，海上商业，尤其如此，无时不以更大之努力，以求实现此目的。其理想之目标，乃一种全世界普遍通行之法律，而由各国特别商事法院以执行之。[1](P.217-218)
人们可以想象，11世纪晚期、12世纪和13世纪欧洲各大学中博学的罗马法学家是能够从罗马法的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商法体系的，就像他们从那些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市民法体系一样。人们也可以想象，在那些大学中的教会法学家以及他们在教皇法庭和主教法庭中的同行们也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各种教会社团已经大量从事商业活动这一事实，就更是如此。然而，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他们组织国际集市和国际市场，组建商事法院，并在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整个西欧的新的城市社区中建立商业事务所。[2]（P.414）
两位学者的阐述使得商法形成的初因及其最初的主要创立力量明晰地呈现出来。关于商人发展的商法的汇集和传播则是伴随着西欧当时的贸易发展和延伸渐次波及整个区域。此间商法的实践者（商人）、研究商法的学者、商事法院的裁判者、自治城市的政治共同体等的作用是需给予足够重视。正是由于他们的实践、研究、适用、颁行等活动使得商法的传播和汇集成为一必然趋势，并最终走向统一。商法在中世纪形成时期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并行的，尽管有时（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同步。这两条线就是海商法和支配陆地贸易的法律体系。尽管后来随着商法的统一，两者渐渐有所融合，但仍然能从法典中隐现曾经的分离。《阿马尔菲表》、《维斯比法》、《奥莱龙法》、《海事法典》[2]（P.414）在中世纪不同时期的编撰、颁行，及在相关区域所表现出的权威力量是商法形成过程中的汇集、传播、统一或者说划一的有效验证。
由于商法的实践、发展及开放等特性使得商法对后来西欧的贸易的调整力是日渐加强，乃至影响到现在的全球性贸易活动。中世纪后期商法统一化的历程是明显的，但从法典的一统性角度来说商法的统一是在商事活动的使用层面上，并未达到法典的一统，而是在不同的法典中存在相同的规则。随着西方近代化的进程的轰轰轮响及民族国家的勃然兴起，商法的这一特点在西方各国的体现尤为明显。在各自继承原有的商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主要的两大体系：大陆法系商法（法国体系、德国体系、日本商法）、英美法系商法（英国商法、美国商法）。当然由于一些国家采取了民商一体就不做归纳了。
大陆法系商法
法国体系，以《法国商法典》为代表的体系。是在路易十四时期制定的《商事敕令》和《海事敕令》的基础上，经过富有创造性的编纂整理而成的。其特征：第一，它是近现代商法的始祖。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商法典。第二，他开创了民商分离的立法先例。并因此而将私法的立法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第三，改商人法为商事行为法。即，围绕商事关系的确定，采用单纯意义的客观主义标准。属于这一商法法系的国家有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埃及、土耳其等。以及受葡萄牙商法影响的中、南美洲诸国如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及秘鲁等。[3](P.37-38)、[4](P.193-195)
德国体系，以《德国商法典》（1900年生效）为代表的体系。其成为典范的特征：第一，该部法典的制定，曾经历过长时间的理论酝酿与立法实践探索，并因此而使其所采用的立法技术客观上甚为精到。第二，该部法典以奉行新主观标准而为突出之见长，遂而有效地扼制住了在商事关系的确认方面既已出现的“政治泛化”倾向。第三，新主观主义标准的采用，使德国的商法典既获得无与伦比之稳定性，又使其社会影响远大于法国商法典。[4](P.197-199)世界各国，直接或间接以德国商法典为模式，而仿效编制或修订本国商法典，或制定商使法规的，主要有：瑞典、奥地利、挪威、丹麦等。[5](P.29)
日本商法，日本商法经历了旧商法与新商法的变迁。尤以1899年的新商法典具有典范性。其原因在于，该法典所具有特色及该法典得以产生的思想与文化基础变化。[4](P.201)它在继承日本传统商事习惯的基础上，主要效仿1897年制定的德国商法典，同时还吸收了法国商法、英国商法的部分内容。[6](P.440)
英美法系商法
商法则被认为是英美法中的精华。属于这一商法体系的，除英国和美国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及愿英属殖民地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地商法。其中，英国和美国商法无疑是这一法系中最具有代表性地商法。[3](P.42)
英国商法，乃是普通法和衡平法中有关商事的习惯法、判例法，与后来的商事单行成文法并存，而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5](P.29)但是，其商法的第一渊源，也是最主要的渊源，依然事商事判例法。[3](P.46)
美国商法，其商法也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在现代，一般人们谈起美国商法时，从狭义上是指已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适用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从广义上解释，对于什么是商法则众说纷纭。在美国，商法是指那些与商人相关的法律。[3](P.46)
当今的贸易体系是以西方的贸易机制为主体框架搭成的，所以原来调整西方贸易活动的法律体系必然成为现今贸易活动的规则的核心。并有向统一的趋势发展。[7](P.310)从WTO的许多规则中都能看出原有的商法痕迹。为了融入已经形成的贸易体系，非西方国家和区域必然要受到以西方为主体的贸易规则的规范，当然也会受到规则的合理保护。中国历经多年才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就是非西方国家融入现今贸易体系的例证，同时彰现了这一过程的艰难性。但是鉴于商法的开放、发展特性，相信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各种文化所形成的、能为人所认同的规则予以包纳。

形成商法诸因素之析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

一

西方商法的源头说法难一，如孟罗·斯密所述“据近代少数学者之意见，商法之历史系始于公元前2000余年之巴比伦。当时巴比伦法律中关于商业方面之法规，极为发达，此史实昭然，毋庸或疑也。……自来有人认为：此巴比伦商法曾有巴比伦商人输入腓尼基及地中海诸国。但此种推定，颇难成立，因为此推定完全根据巴比伦与地中海诸国制度之相似一点，作为其论断之前提。……关于地中海商法之发展，吾人在研究希腊法，尤其在研究雅典法时，始觉“脚踏实地”。盖希腊法与雅典法中，不仅可发现种种适合商业需要之制度与规则，且可见有不少之证据，证明当时确有通行于地中海各地之普通商法的存在。”[1]（P.219）源头之溯还待后来能够新发现的考古物证、文献予以深研细究，但对于其的完整形成则基本上是在中世纪普遍认同。
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中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而商法确在这一历史时期得以形成。鉴于此，对于商法形成的诸多因素有不同之析述，尤以伯尔曼在《法律于革命》宏著中做出了明晰的表述具有标志性。伯尔曼从人口统计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对西方商法形成作了分析。通过对中世纪人口的变化分析，得出人口的增长使农业生产迅速扩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急剧的增大和增加，促进了新的职业商人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商法的形成就是应商人阶级的需要而适时之必然。在对城市贸易和乡村贸易并重分析的基础上，推出因贸易活动的操作、管理、归置等技术的诉求势必使得商法不仅形成而且多向性延伸。不仅严格意义上的销售活动归商法调控，而且商业交易的其他方面，包括运输、保险和资金筹措等也归其调控。同时由于调控的需要和商业实践的变化，使得商法的法律技术设计不断创新，如流通汇票应用和有限责任合伙的产生等等。为了与一般的观点区别，分析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兴起，从政治因素方面提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上是相容的，而且是完全相互依赖的。认为封建-农业价值同资本主义-商业价值根本上是一致的，并且能够达到合法的妥协。即商法能够也必然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而不是反之。分析了教会改革的诸多方面后，针对通行的观点：把教会认为是中世纪倒退势力的源泉，表述出自己的看法：教会不仅相信使商业活动与一种基督徒的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还认为商人的经济活动也能成为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教会也认为商法应该反映教会法并不与教会法矛盾，尽管商人们并不总是同意这种观点；但商人仍然将其行为置于一种以上帝的意志为基础的规范之下。“一种声称要把商人的灵魂引向拯救的社会经济道德得以产生。这种道德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是商业活动和灵魂拯救之间的一座桥梁。”即教会是商法形成的促进因素之一，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划入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障碍。而兼具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促进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扩展了商法的范围。[2]（P.406-413）伯尔曼的精析把商法的形成诸因以一种立体的架构展现出来，使得各因素成为商法形成的共因，而不是重此轻彼，可谓是一忠于历史，深析历史的经典表述。

二

如果没有精深的历史学和法学功底而试图作相同的分析，势必构成东施效颦。但又有古语：后生无畏，或者说年轻无畏，无知无畏。现欲班门弄斧，试图以一个初学者的视角和东方人的思维来对中世纪商法形成的因素作些浅析。同时为有别于伯尔曼所分析的结果，当然并不是对其分析结果的不认同，而是在承认其所述的基础上从另外的方面来做浅析。
从罗马帝国在西欧轰然坍塌开始，战争就如连绵之秋雨在那片土地上持续发生。在帝国权力消亡的真空时代，各种力量在西欧开始了角力。蛮族世界的大举入侵，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不同的日耳曼王国。教会的勃然兴起也使得教廷的力量渐次加强，终形成教廷的罗马。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构建了拜占庭帝国。甚至伊斯兰教也在边缘地带形成权力力量。在各种政权的角力中，出现中世纪特有的状态：政治统治的不同性且相互共存。当时的意大利就是政治统治的不同和文明与传统的多样性的显著例证。[8](P.1)各种政体的共存为新生阶级建立新的政权提供了社会环境，而当商人与手工业者共同建立起城市政体后，新生法律的形成就成水到渠成之势。
文化是一种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绵的源泉，同时文化也是各种文明对相似外界刺激做出不同回应的背景根因。西方基督文明[9](P.399)是中世纪复兴并逐渐形成的，它是以召唤古希腊文化的幽灵为方式，继承罗马文明的遗珍，接受日耳曼文化的因素，应对伊斯兰文明的挑战的综合活动中磨砺而成。其形成的历程和诸因素的比重异同必然使得文化的格局是多种共存且相互影响的。当希腊文明的亡灵在亚平宁半岛上复活时，希腊的民主政治思想在以商人为主的城市社会的复兴就会不待时日。新商人所创之法又随着商人的足迹传播四方，商法在西欧的形成就不以人的主观意念而是应客观实情的实然。希腊社会的利己主义（或者说以个人为核心）与罗马的法律理念的结合，再融合日耳曼的团体本位意识可以说是中世纪商法的内核。再者，西方的分权传统文化也是商法形成的外因之一，试想假如西方已之处在集权的统治之下，谁又可能建立一种与中央权力相左地政权？当然集权与分权的孰优孰劣势不能简单的绝对归置，而应当看到这两种制度形式如果处于中庸的位置（或者说非极端化）都可以有效治理社会，而当任何一种向极端化发展就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的历史现实昭示在权力与制度层面上是强者的作用力起主导的，尽管在哲学和思想领域强者并不能完全渗入。中世纪强者的威慑力和标榜力更为明显。这里的强者不仅仅是武力方面，还包括经济实力方面。
意大利在西欧、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十字军时期占着中世纪商业史上的优先和卓越地位。……正是意大利人，首先组织了在河流上用船舶、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用大篷车的运输方法。他们是香宾集市上的主要商人集团；他们也首先改进了商业上的重要营业方法，就是使用汇划票的办法。……意大利的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8]（P.1）
不仅自十字军兴而后，意大利之商务已臻发达，且同时地中上之古代万民法，亦复东山再起。所以意大利城市根据此种种基础而建立之法律，自然优于德法二国中所创造之法律多矣；如当时西、法、德各国就意大利商法中适应各国国情者，所编述之种种书籍，已成为中世商法之权威著作，故谓意大利之商法为中世各国商法之典型之母法，诚非过言也。[1]（P.223）
当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阿马斐（阿马尔菲-摘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比萨等方兴未艾般的兴起后，在西欧他们成为武力与经济实力的象征，成为不折不扣的强者。尽管难以持续的称霸于当时。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非三大陆，几乎垄断了地中海的海权。他们的商业触角极力的扩张，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蓬勃增强。乃至教皇发动十字军首次东征时要向其发出请求海上援助的信函。[10](P.485)城市国家在他们征服的域内以国家强力为威慑建立符合其利益的法律；在其不能征服及其它共生政权领域以其制度的有效适用为标榜，促使别的政权采纳其法律。这样商法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传播乃至大面积的形成就不足为奇了。
征服与被征服时一种互动的过程，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征服有时并不是全面的，甚至会出现政治武力的征服与制度文化得征服的交错及相悖性。——即被征服者的原有规则在征服者的制度中延续乃至发展更新。当罗马帝国的防守栅栏被日耳曼的铁骑踏破后，征服者并未将罗马的各种制度摈弃，而是让其制度仍然部分有效甚至还予以发展。当穆斯林们手持弯刀、跨下轻骑驰骋亚非欧土地上时，并未将原有的文明掩埋，甚至继承了部分希腊文明，后来又将它带回欧洲，还给那片曾经创立它的土地。这种被征服者的制度在征服这哪里仍然能够得以延续的状况，使得那些被历史证明有效的规范能够存续下来，并不断得到复兴和新生。中世纪商法自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贸易作为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活动贯穿于人类历史之中，而作为调整贸易之规则的各种制度会形成互融并相互继承和各自创新。以商人为主要代表的城市国家的建立并不断向外部征服，并没有使其法律处于静止状态，而是不断的吸收合理的内容且不计较起来源于何处。其他政权（教会、王室、庄园等）也没有简单的斩断贸易的连接，而是采用合于其统治需要的规范。各种政权的相互征伐中对敌方的制度采取的选择适用的方式无疑增强了商法的渗透力。这又为商法的最终的整合奠定基础。
规则体系的非封闭性也是商法形成及发展的因素之一。当罗马帝国之法律随帝国的消亡在统治层面上的消隐，西方的法律就开始了向非封闭化的走向。历史辗进的车轮载着非封闭化的规则体系炼历过漫长的中世纪，而非封闭化的规则体系也在这炼历过程中磨砺、成长、发展。法律从帝国体制下的状态向二元化变更，出现了教会法与世俗法的分野，各自又都向下呈开放之态势。教会法出现教会婚姻法、教会继承法、教会财产法、教会契约法等的细化；世俗法同样衍生出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王室法几个新的法律体系。新的细化与新的体系仍然秉承原体系的非封闭性，以开放性的态式发展。商法就是在这以开放式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从其原所在的体系中独立出来，并不断的向深广方面拓展。《阿马尔菲表》、《维斯比法》、《奥莱龙法》、《海事法典》[2]（P.414）的先后继承性就是这一因素的起效的证明。
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先贤们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况且会如此不一，而今渊深博学之才俊对同一问题的分析更会各抒己见，况我以浅知后生当会以无畏之胆识突发思语以述自意。其文中不确之处及纰漏之语必难以避免，望贤师及读者予以斧正。

参考文献：
[1][美]孟罗?斯密 著.欧陆法律发达史[M].姚梅镇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美]伯尔曼 著.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