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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件转化型抢劫案的思考

案例：某日，被告人陈某伙同罗某、皮某商量去扒钱过年．当日上午，陈某等三人在某县城郊段上了一辆客车伺机扒窃，不久，被害人况某和高某也上了同一辆客车，被告人陈某在况找座位时乘机扒况的钱(况身上有500元钱）当场被况撮住，陈某当即否认扒钱的事实，并呆用暴力抗拒抓捕，对况某，高某进行殴打，造成二人身体多次软组织损伤(属轻微伤)，终因况等人抓住不放，陈某被派出所干警抓获归案，检察机关对陈某的转化型抢劫罪(未遂)且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转化型抢劫罪(既遂)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四年。本案是转化型抢劫罪的一例典型案例，针对本案判决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问题根据《刑法9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罩证而当场使用辱力或者以暴力相减胁的，依照本法第263奈的规定定罩处罚。”根据本条规定，行为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面“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量刑二那么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是必须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还是具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即可呢?对此，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必须是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印上述三种行为必须达到犯罪程度才存在转化的问题，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们不能作出其前提行为(盗窃，诈骗，抢夺)可以不构成犯罪也定抢劫罪的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转化的前提奈件是行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面不论行为人的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首先，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抢劫罪的客体既侵犯公民财产杈也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它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主要在于它是一种(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成为司法实践打击的重点之一。而转化型抢劫罪也是抢劫罪，立法者把这类行为规定按抢劫罪处理，正是因为它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征，行为人实施该种行为造成的危害不会低于行为人直接施行抢劫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包括物质和精神)，因此，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前提同样不必具备数颧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罚当其罪，从而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否则就会出现类似情节，量刑差别撮大的情形。
其次，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条规定和原刑法153条的规定是一样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8年3月16日《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规定：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劫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严重的可按抢劫罪处罚，如果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该司法解释既未被明确取消，亦无新的相关解释，我们应把它当成对新型法第269条的解释。当然，为了避免执法中对此条文理解的不同，建议立法机关对本条款作一些技术上的修改。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只要行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同时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就转化为抢劫罪，应以抢劫既遂认定，如本案法院的认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行为人是否取得财物或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程度决定。笔者认为，认定转化刑抢劫罪既遂、未遂应根据构成本罪的主客观要件来决定。
（1）符合普通抢劫罪既遂条件的，应定为既遂。
（2）虽未取得财物，但使用暴力行为达到了拒抗抓捕、毁灭证据的目的，也应定为抢劫既遂。因本条规定了行为人主观上除具有取得财物的目的外，在转化过程中，还需有抗拒抓捕、毁灭证据的主观目的（由于未取得财物，故不存在窝藏赃物），当行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达到一定目的的，既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以抢劫罪（既遂）量刑处罚。
三、本案是否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行为
所谓“公共交通工具”是指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对于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因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是否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处罚，在处理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凡 转化型抢劫罪均不能以在公共工具上抢劫处罚，只是以普通抢劫论处。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或暴力行为两项行为中有一种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都应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两项行为都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时才能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1）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转化型抢劫罪应按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罪处刑。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即“犯……罪的”，依照本法第263条规定定罪处罚，也就说以抢劫罪定罪，那么量刑呢？根据263条规定，抢劫罪的量刑幅度有二档，凡是符合八种情节之一的，应按第二档处刑。如多次实施转化型抢劫罪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同理，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转化型抢劫罪也应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处刑。
（2）《刑法》规定的特殊场所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必须符合本条规定的全部要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转化为抢劫罪的应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且当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了暴力或暴力胁迫的行为，而对只有前提行为或只有转化的行为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可能是当场，但相对于公共交通工具而言不是“当场”，不能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对于前提行为和转化行为均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应当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定罪量刑。故对陈某的行为为应认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按269条处型第二档规定量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中法院以抢劫罪定罪是恰当的，但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均属既遂犯罪是错误的，且不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作者：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检察院 李宜仁

对法警参与执行的思考

王越江


执行工作是一个长期困扰法院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理论界及司法界作了诸多思考及尝试，包括法院改革设立执行局和执行长制度，但至今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法院执行机构体制近期内不会改变的情况下，加大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工作的力度，对攻克执行难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实践来看，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具有威慑力大、发应迅速、抗打击能力强等特点，非常适合在执行法官的指挥下严肃执法。从根本上说，法警参与案件执行，还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客观需要。“法警参与执行”的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因为，它不仅确确实实促进了“执行难”的解决，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一个应如何依法治警和执行工作警务化的深层次问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司法警察参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规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预防、制止和惩罚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有关执行机构及其职责中规定“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可见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工作有其法律依据，是法律赋予司法警察的职责。法院的执行工作实践也证明了司法警察是执行工作强有力的后盾，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司法警察参与执行有利于更好地适用强制措施。执行工作固然需要耐心细致的法制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强制措施是不可缺少的。《人民警察条例》赋予了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中特有的持有警具、警械和枪支的权利，对使用武器也作出相应的规定，这为司法警察处理突发事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使得由司法警察执行搜查、查封和扣押被执行财产、拘留违法人员等任务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章规定，负责执行工作的主体，应是专门的执行工作机构，司法警察只是全部执行力量的一部分，执行工作“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由此，我们在理解“法警参与执行”这一概念的定义时，必须不能忽视“在专门执行机构的主持下，必要时由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参与对生效法律文书予以执行”。
二、司法警察参与执行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准确把握“参与”两字。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司法警察在执行中的工作只能说是“参与”“参加”，所起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这就要求参与执行的司法警察要站好位而不能越位。有些地方法院，因为人员紧张、案件数量多等原因，出现了司法警察“独立”执行案件的问题，这是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相违背的，也容易造成执行工作秩序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准确理解“参与”的涵义，才有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
（二）正确协调工作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完成，目前司法实践中重大执行措施，一般都有司法警察参加。司法警察在案件执行中的从属地位容易使负责执行工作的业务庭对法警工作的忽视，认为司法警察的警务工作不过是负责执行人员在执行中，负责保证执行人身的安全，防止被执行人对执行工作的阻挠或破坏；而法警队只是参与部分执行工作，容易在思想上产生模糊的甚至偏激的观念，对执勤中“陪同”的配角有抵触思想，对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认识不足，使得执行现场维持秩序工作不到位等等，致使执行工作的被动。
（三）工作责任的确定问题。司法警察在执行工作中只是“参与”的角色，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司法警察在案件执行中工作主动性不高、责任行不强，对执行工作的准备不充分，表现为对执行警务时思想麻痹，行动散漫，执行警务时随意闲聊嬉戏打闹现象等等。这是因为案件的责任完全由执行员承担，案件办理的成功与否与参与执行的司法警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虽然法律规定了执行员与司法警察在执行工作的分工，但工作责任却没有加以明确，这也导致了部分司法警察在执行工作中存在消极思想，影响了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执行工作的强制措施使用问题。由于需要司法警察参加的案件大多是敌对情绪较高或矛盾比较激烈的案件，对执行过程中，一有被执行人阻碍执行工作，法警通常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对于拘留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手续是否完备，在什么情形下适用等问题不加以考虑，以及给被执行人加带械具等强制措施适用的随意性大，忽视了依法办案的准则和要求，违背法律规定，不仅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也容易激化矛盾，导致司法不公。
三、对完善“法警参与执行”工作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纠纷的不断增多，执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法警参与执行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法警也存在着法律知识不够丰富、人员水平层次不齐等确定，所以提高司法警察素质，规范执行参与工作已经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司法警察的素质。一方面，作为法警来说，在法院中主要属于辅助地位，但是在审判、执行、安全保卫等都离不开法警的参与，并且作为法警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这就需要加强对其的思想教育，树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服从命令、服从大局的意识；还要要求法警在工作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敏感性，提高防范意识，增强保密意识。提高业务素质。另一方面，业务熟练是做好法警工作的基本条件，作为司法警察，既要懂“法”又要懂“警”，这样才能适应法院新形势的需要，即做到法律业务与警务技能并重。
二是整合司法警察队伍，加强规范管理。目前我国基层法院警力严重不足。根据有关规定，法警人数应占法院编制的12%，而大部分基层法院的法警人员只占编制的7%左右。有些法院将法警安排在各庭、科室兼任书记员、驾驶员、打字员等，警力分散，很多不得不采取向社会招聘临时工的方法补充警力，造成了法警队伍的管理混乱和警员素质的层次不齐，严重影响了司法警察参与执行的效率和作用。所以应根据新形势的要求，重视法警队伍的组织建设，配齐法警人员，集中管理，并根据其性质分立出来，建立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的司法警察管理体系，使法警队伍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三是在适当时机可以实行执行工作警务化。这虽然在目前属于一种构想，但随着法警在执行工作所发挥的日趋重要的作用，法警由“参与”到“总揽”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一些法院也大胆进行了诸如此类的尝试。推行执行工作警务化，将执行人员从法官序列中分离出来，列入司法警察序列，成为统一的执行机构，执行、警政、警训、值庭押解等统一调度，可以充分发挥司法警察的优势，对于我国法院加大执行力度，解决“执行难”问题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