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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与思考

证据是案件的生命，是案件的灵魂，是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证据的收集是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活动中的核心任务。证据按其存在和表现形式可以划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实物证据是指以客观存在的物体作为证据事实表现形式的证据。包括有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言词证据为实物证据的对称，是指以人的语言陈述形式表现证据事实的各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属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与一般证据一样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客观性，就是一切证据都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关联性，就是证据与待证事实要有内在的联系，直接或间接的证明待证事实的全部或部分。三是合法性，就是证据必须是具有法律所规定的特定形式。同时证据的收集调查、审查核实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贩毒案件属于较为智能型的犯罪。毒贩的智力、阅历及反侦察能力较高，要想从他们嘴里获取有力的言词证据或者使他们服法认罪极不容易。在我们缉毒实践中，言词证据的运用问题长期困惑着我们，收集证据遇到的诸多障碍，也是缉毒机关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从而直接关系到案件的侦破和处理，甚至影响案件的批捕、起诉。贩毒犯罪一般是对偶犯罪，这类犯罪不像其它刑事案件，它比较隐蔽，一般情况下在犯罪主体上多数只有买与卖双方而没有第三者参加，不易被发觉，尤其是一些零星贩毒活动，此地交货，异地结帐，无固定地点、单线联络、十分神秘。在犯罪行为方式上，多表现为贩毒者与吸毒者（或贩毒者）交易，几乎没有犯罪现场和痕迹留下，因而在该罪的证据上也就表现出独具的特点。实践中已将我们的意识导入了一个误区：“毒品案件一定要抓现行，当场缴获要有毒品，才算是有证据。”缴获的毒品只能说明我们掌握了当前的实物证据，而收集好强有力的言词证据，一样可以对他们进行“秋后算账”。那么，如何收集好此类言词证据呢？本文试从理论层面结合缉毒实践，拟对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问题进行肤浅探讨。
毒品案件言词证据及特点
在禁毒实践中，毒品案件的言词证据多数是证明购买运输或吸食的毒品数量的证人证言，和提供已走私、贩卖、制造、运输等毒品量的犯罪嫌疑人的供停和辩解（口供），这些口供、证言、指认或检举多数是孤证，作为证据而言有如下特点：
（1）隐蔽性。即是指证据不易被人感观直接感觉到，也不易被侦查人员发现，只有一些过去时的回忆等抽象的陈述，收集证据来源具有狭窄性。毒品案件没有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事主的报案，几乎没有现场（或留下作案现场少）可供勘查，因为毒品交易是买卖双方在秘密状态下非法进行的活动，双方都是毒品犯罪活动的受益者，又都是法律的触犯者，谁都不想暴露自己的活动。因此，虽然有些贩毒案件已成既遂，如果没有了解底细的人提供线索或抓获毒贩的口供、吸毒人员的证言，公安机关很难发现。
（2）不稳定性。多数贩毒犯罪活动是从小到大，从本地贩到外地，作案时间长，次数多，言词证据难以固定。且犯罪分子利用缉毒人员缺乏直接证据，单凭口供、举报材料及吸毒人员证言检察机关难以认定，从而竭力狡辩，开脱罪责，避重就轻，甚至随时翻供，反咬一口，真伪难辩。
（3）调查核实难。这一特点是由毒品犯罪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尽管毒品犯罪分子与吸毒者，购毒者有过正面接触，后者多知道某些情况和动向，但是由于“中间环节”大量存在，贩毒分子在进行毒品交易时频繁使用假名、假地址，利用知情不多的“马仔”和根本不知内情的个别贪利公民或无业人员运输毒品以及关健时候“丢卒保车”等情况，常使“言词证据”难以深入核实。此外，贩毒分子日常是居无定所，流动性大，流动范围广，常常是跨地区、跨省甚至跨国进行犯罪活动，给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控制嫌疑人和抓捕贩毒分子造成极大的难度。
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
在毒品案件中，确定被告人的刑罚，主要是以贩运、制造、走私毒品的数量为依据。因此，准确收集毒品的数量证据极为重要。当然，认定贩毒的数量方面，决不能一概而论，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查获案件的同时，即查获了全部毒品。这样的案件可以根据缴获的毒品种类及数量，依法起诉量刑就可以了，不存在问题。第二种情况是查获案件的同时没能查获全部毒品，有的早已卖出，有的正在手中贩卖，还有的放在别处正待贩卖，对这种情况如何收集贩卖毒品的数量证据，值得推敲。毒贩手中正在贩卖和在家中、住所、隐藏处等地查获的正待贩卖的毒品，其数量是固定的，已具备充分的实物证据，而早已贩卖出的毒品数量证据就靠缉毒执法部门在收集言词证据上下功夫了。
一、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口供）的讯问笔录。
从缉毒实践看，毒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查清全部或部分关健性的毒品犯罪活动内容，收集与案件相关的线索，印证缉毒情报（包括特情提供、群众检举、吸毒人员反映），收集过去贩卖出的毒品种类、数量、来源，去向等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证据作用。由于毒品犯罪嫌疑人畏罪心理很重，普遍存在着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供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能推则推、能否则否的心理，口供经常朝供夕翻，存在虚假的可能性，一般的案件，毒贩供述贩卖毒品的次数和数量，会越来越少，甚至后来完全翻供。因此对这样的口供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既要看到其证据价值，又不能盲目轻信，只有在进行认真的审查、判断、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做好讯问笔录来不得半点马虎。一是要向贩毒嫌疑人进行政策和法律教育，尤其要讲明《关于禁毒的决定》对有揭发检举的有关规定，《刑法》中关于被告人积极交待其所犯罪行可从轻处罚的规定，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动员其如实交待全部罪行，争取从轻处理。此外，还要讲明《刑事诉讼法》关于“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而没有被告人口供有其他证据的则可以定罪的规定”。二要充分利用已有证据，揭露其口供的虑伪性，迫使他们交待真实情况。三是巧妙利用矛盾，善于抓住其供述中的矛盾之处，打消其侥幸心理，促使其坦白罪行，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同案犯之间的矛盾。如互不信任，分赃不均等进行分化瓦解，促使其坦白交待，揭发同伙。四是要认真全面记录好嫌疑人口供。仔细记录下毒贩犯罪团伙成员详细情况，制贩运毒品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吸贩毒上下线、贩卖毒品的次数、毒品的种类、特征、数量、来源、去向等情况，以及当时有否在场人、知情人、涉案人，为核实查证工作打好基础。
二、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全面收集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规定的重要刑事证据之一。毒品案件中的证人包括从毒品犯罪分子手中购买零星毒品供自己吸食、注射的人；在毒品犯罪分子欺骗下，不明真相为其走私、运输毒品的人；目睹他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人；从他人口中探知毒品的来源而提供传闻证据的人等等。这些证人证言，由于身份不同其证据力和证明程度也不同。从毒品犯罪分子手中购买零星毒品供个人吸食、注射的人和目睹他人进行毒品交易的人，可以证实买卖毒品的时间、地点、方式、方法及贩毒分子的体貌特征等，这种和毒品犯罪分子有过直接接触或目睹毒品交易的人与毒品案件厉害关系不大或根本就没关系，提供的证言可靠性较大，可以为查找买卖毒品的人提供重要的线索。对于提供传闻证据的人，则应通过他们找到直接了解案情的人，再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收集这些言词证据多数都会遇到“一人对一人”问题（即无其他证据，只有毒品买卖双方证言与口供），只要通过收集充足的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锁链”，相互印证，使多个“一对一”合成“多对一”的言词证据，充分发挥其证据作用。
三、对查获的毒品按照有关法律的要求，交专门的机构做出定性的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也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证据的一种。它具有专门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他证据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其实质是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的判断，而且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等有权对鉴定结论发问，鉴定人有义务对这种发问作出口头回答，以阐明或补充其鉴定结论，所以，鉴定结论应属言词证据。
毒品案件的鉴定结论主要是专门机关对查获的毒品进行定性分析，即指鉴定出查获的可疑物品是否为毒品，是何种毒品及毒品的净重。毒品案件侦查中，对于查获的毒品应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交专门的机构作出定性的鉴定，并要求鉴定结论明确，表达规范。
此外，有些毒品案件如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犯罪案件，被害人的陈述也是刑事诉讼规定的言词证据的一种，收集这些言词证据，可以证明犯罪分子如何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被害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在缉毒实践中，此类案件较少，而多数吸食毒品人员不愿报警，不愿暴露自己是吸毒伪君子。
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
只靠言词证据（尤其是毒品案件“一对一”证言口供）来定案是一件较不稳定的事情。毒品案件言词证据是多变的，极易受干扰的。因为人的思维最复杂，每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今天说什么、明天说什么，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干扰，客观性、准确性需要查证。另一方面，只凭言词证据定案还容易引发刑讯逼供或变相体罚现象，“不说就要受苦，说不对也要受苦”。而且，当前现代通讯发达信息传递快、串供容易、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个案：审讯期间承认某犯罪事实，而到了检察起诉期间又翻供，案子卡壳，是非难断，诉讼拖延，形成“老大难”问题。那么收集了言词证据，最好还要有实物证据来证明确有其事。如贩毒嫌疑人交代除被抓获当次贩运毒品数量外，还交代了过去几次如何到中缅边境带贩运毒品的经过，数量多少。表面看来前几次的贩运毒品只是言词证据，而通过这些口供作为索引，在其家中搜出过去嫌疑人从云南飞往广州的机票及毒赃账目，与其交代的时间、数目基本一致，这就实实在在地证实了前几次贩运毒品犯罪事实的成立。
实物证据检验言词证据，这并不是贬低言词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从证据的信息量和证明程度来看两类证据呈互补性。毒品案件的言词证据信息量比较大、比较广常常能够指出案件的主要事实，而且由于言词证据具有明确的意思表达，它所表述的犯罪事实和过程、犯罪的动机目的、团伙成员、制贩毒详情容易为缉毒人员了解，较之实物证据需要通过推理才能认识其意义来说，言词证据极有价值，证明作用也十分明显。但言词证据的客观性常常受到陈述者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物，具有可触性、可视性。执法人员、司法人员通过勘验、审查，弄清其与刑事案件的客观联系，即可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所以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是互补的，实物证据的优点正是言词证据不足，而言词证据之优点，又是实物证据所不及。在侦查实践中，我们要大量收集言词证据的同时，下功夫收集实物证据，把口供，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当成收集实物证据的线索，言词证据用实物证据加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毒品案件尤为如此，缉毒执法人员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要按照合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而不能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不能用刑讯逼供和变相体罚等方法引供、诱供、逼供、骗供。也就是说，用来定案的证据必须合法取得。这一点，既是运用证据的原则，更是收集证据的原则。对于收集证据，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刑诉法及有关法律都作了明确规定。如在侦查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而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不是本案的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不允许随便讯问，否则也是无效。缴获毒品，毒赃等应当面点清、封好，有条件的要当面开包称量，并做好起赃或搜查笔录，固定证据。收集证人证言之前，应当明确告诉证人要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隐瞒罪证，要负法律责任。证人笔录或嫌疑人口供，必须交本人核对签名。毒品鉴定，应当交由毒品化验部门进行等等。在收集这些言词证据时，执法人员不得违背这些程序。对于逼供或用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词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等于可以违法办案。严格依法收集证据，不仅可以保证案件质量，也是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方面。第二种情况是对于经过查证属实非法取得言词证据以外的证据，能否当作定案的证据使用。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怎样对这些言词证据查证属实。在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用合法的手段，收集到其他证据并查证属实，这些合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刘国强
发表于《中国刑事警察》杂志二○○一年第三期


分秒之争：一位消费者的维权之路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唐时华、童晓宁、赵丽琳


手机计费按秒还是按分？一场关于消费权益的诉讼由此展开，按分钟计费，是国家的明确规定，还是运营商的霸王条款？2007年，云南电视台法制栏目《与法同行》首播节目《分秒之争》讲述了一名消费者因为手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整整大半年，昆明的消费者马涛都有点儿烦，因为从2006年8月份开始，他发现自己的手机话费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而通话时间不到1分钟也都按1分钟收了。马涛觉得这钱出得冤枉。带着这种疑惑，马涛向联通公司的有关人员就收费的依据进行了电话咨询，并要求联通公司出具明确的书面解释。马涛觉得，自己作为消费者，对手机收费情况享有知情权，特别是没打够1分钟也按1分钟计的这个问题，联通公司没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一纸诉状，把中国联通有限公司、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7年5月14号，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诉状中，原告马涛请求法院判令联通公司停止侵犯原告的知情权，并向原告明确说明收取手机有关信息费和手机通话时间在1秒至59秒之间都要按1分钟收取通话费的依据。

对于马涛的诉讼请求，被告方的代理人卜海泉认为，当消费者要求经营者提供某些消费信息，经营者置之不理或者提供的答复不能达到消费者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但是如果马涛并没有要求经营者提供上述信息，而是仅仅因为自己不了解某些情况，就向法院起诉自己的知情权受到了侵犯，这无疑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从逻辑上也解释不通。

法庭上，双方围绕联通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问题展开了辩论。 马涛认为，原告从2003年起就与被告订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原告曾经多次致电向被告询问有关收取信息费及其价格的依据，被告都未给予明确的书面答复。对于马涛的疑问，联通公司并不认可，联通公司认为。自己有完善的营业厅的客服系统,可以保障用户相应的知情权得到一个保护，不存在侵犯马涛的知情权问题。

法庭上，联通公司出示了国家计委1995年第946号文件，在这份文件里面，国家计委批复同意了联通公司的资费标准，其中就专门涉及到通话时间不满1分钟按1分钟计的内容。

法庭上，联通公司向马涛出示了相关收费依据，马涛也表示通过诉讼，自己已经知晓了按分钟收取的依据，自己的知情权已经得到了实现，按分还是按秒计费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他打官司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法庭的主持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庭审过后，记者采访了当事双方。以下是双方当时颇有意思的一个采访记录： 杨艳（联通公司昆明分公司业务经理）：目前呢我们国家的电信资费是有国家定价，国家的指导价以及市场指导价这三个因素决定的。其中呢，它主要是以国家定价和国家的指导价为主，市场调节价为辅。我们电信运营商实际上是在国家的物价部门以及通信管理局的规定的资费标准下进行资费调整。

马涛：根据现在这个通信营运商的技术含量，他已经可以达到以秒计费的这种技术水平，我认为他就应该可以按秒来计算消费者这个话费。

杨艳；那么按秒计费就技术上来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从经营的机构体制上来说，是否有这样的必要。

在联通公司看来，按秒计费的必要性值得考虑。可是马涛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个非常有心的马涛，在2006年8月份去打话费清单的时候，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马涛自己在2006年8月份的一个话费清单，以秒计费和以分钟计费之间相差的比例是达到22%左右。就是当你的通话次数越多的时候，以秒计费与以分钟计费之间的差额将会越来越大。马涛认为按秒收费，自己的话费就会大大的降低，对这种看法，联通公司又是怎么看的呢？

联通公司认为，实际上降低计费单元，并不一定会降低收益，而且对计费来说是相当麻烦的一个事情。

据了解，长途电话早就实现了按每6秒计费，为什么市话不能按6秒来计呢？联通公司用了一句话来反问：“真正的实现以6秒计费，那么可能又会有消费者来问：1到5秒，为什么要按6秒来计费，这样的话实际上意义不是太大。”

但是马涛却不认同，他认为，如果每个人多收一元的话，一千万个的消费者就是一千万。下一步是不是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将1分钟收费能不能改成按1秒钟来计费。 面对这样的矛盾，一直致力于反垄断法的研究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齐虹丽是这样解释的：一个权利，以知为前提，如果消费者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的话，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了。我们国家，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信条例》都做了一些规定。有了权利的规定，相应的义务又是什么呢？这方面规定得不是很协调。有了义务的规定，不履行义务又该如何处罚呢？这方面也没有衔接地非常好。

同样，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陈兴华教授认为，在我们许多的公共服务行业都涉及到在收费标准设计的时候有值得斟酌的地方。像停车费不满半小时按半小时收费；宾馆里边住房子，只要超过十二点就统统按半天收费，超过六点按一天收。这都是单方设定的收费标准。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对于向自己收费的情况，如果认为不合理的，有理由提出质疑。或者说，有理由说不。

近年来，针对消费权益起诉的案件在全国各地频频的出现，比如说，轰动一时的“春运涨价”问题、“高架路收费不合理”、昆明的某大学学生状告银行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的案件。这些案件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促进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此外，国家也开始逐步规范相关领域的收费，一些相关法规陆续出台。马涛状告联通公司这个案件虽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了，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仍在继续：消费者如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营者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市场管理如何更加规范，法律法规如何更加完善，这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