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 《海商法》中“提单持有人”的内涵限定与外延拓展
郑 梁
摘 要：“提单持有人”是海商法中基本的涉人概念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连结海上货物运输法和国际货物买卖法这两大领域的枢纽。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并不明确，相关条文之间亦存在逻辑矛盾。本文试图运用比较分析和判例解读的方法，对我国《海商法》中的“提单持有人”及其内涵与外延作一相对清晰的界定。
关键词： 提单持有人； 认定要件；外延；判例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总是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而“理性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范畴、并将概念范畴序列化、体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和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笔者以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正工作同样需要从规范和统一其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做起。以“提单持有人”这一概念为例，提单持有人/收货人作为提单债权关系中的两方当事人当无疑义，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恰恰对何谓提单持有人并无明确界定，进一步而言，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设立“提单持有人”概念亦有争议。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国外相关立法，结合近年国内的海商司法实践，试图对“提单持有人”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更加明确、合理的界定。
一、“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立法模式
现今各主要海运公约（草案）及世界各主要海运国家的海商法典对于“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界定方式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明确界定型，典型代表为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 其二，间接规定型，如1994年《挪威海商法》及1999年《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 其三，无专门规定型，台湾地区1999年修订《海商法》 及目前海运领域的三大国际公约皆属此种类型
我国《海商法》亦未就“提单持有人”定义作专门规定，但在该法第71、78和95条中多处涉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第77条也间接提及这一概念，并直接导致与第78条间的逻辑矛盾，具体而言：
第77条：“除依照本法第75条的规定做出保留外，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
第78条：“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
从前述第77条的字面意思看，“收货人”显然被受让提单的“第三人”亦即“提单持有人”所涵盖，而从第78条措词看，立法者又把“收货人”同“提单持有人”并列处理，其间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
二、 “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
如前所述，尽管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都对“提单持有人”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又有明显的差异。
《Pomerene Bills of Lading ACT 1916 》Sec.80101.Definitions (4)：“’Holder’means a person having possession of, and a property right in, a bill of lading.”由此，为该法认定的“提单持有人”必须具备两个要件：其一，实际占有提单；其二，享有该提单的权利。但该法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何谓“有提单权利的人”，显然，我们无法要求承运人在凭单交货前先识别对方是否为“有提单权利的人”。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92》5.Interpretation etc.(2) References in
this Act to the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are references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that is to say: (a)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who, by virtue of being the person identified in the bill, is the consignee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b)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etion, by delivery of the bill, of any endorsement of the bill or, in the case of a bearer bill, of any other transfer of the bill; (c)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any transaction by virtue of which he would have become a holder falling within paragraph (a) or (b) above had not the transaction been effected at a time when possession of the bill no longer gave a right (as against the carrier) to possession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and a person shall be regard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s having become the lawful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wherever he has become the holder of the bill in good faith.
从中我们不难归纳出英国法下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首先，实际占有提单；其次，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提单，具体包括：1、提单上注明 ；2、提单的背书或交付转让；3、提单善意取得。
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1.12规定：“‘持单人’系指以下人士：（a）暂时拥有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或独家[检索]/[控制]可转让的电子记录，和（b）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一）如果该单证为订货单，而此人在其中被认定为托运人或收货人，或是该单证的适当背书人，或（二）如果该单证为空白背书订货单或无记名单证，而此人是这类单证的持有人，或（三）如果使用了可转让的电子记录，而此人根据第 2.4条能够证明其可[检索][控制]这种记录。”可见CMI运输法草案对“持有人”的认定标准相对较低，除了要求对单证或电子记录的“暂时拥有”（或“控制”）外，并没有明示此种“控制”是否必须“合法”。显然，这一规定流于宽泛，有碍于交易安全。
因此，有学者认为英国法的做法更值得借鉴，进而提出“提单持有人”是指占有提单并通过提单签发或提单的正当转让程序取得这种占有的人。” 依据这一定义，托运人和提单瑕疵转让中的善意持有人均被包括在内。对于后者，应无疑异，只是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更无提单善意取得的配套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所下定义的特殊性，导致学界围绕所谓“第二种托运人”的身份地位问题，以及在FOB贸易合同下，承运人到底应将提单签发给谁，即谁是FOB贸易合同下提单的“第一合法持有人”问题持续争论，此即当“托运人”自己持单向承运人主张权利时，如何界定其身份的问题。
三、 提单持有人的外延研究
作为提单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提单持有人”是一相对宽泛的概念，在不同情形下，托运人、收货人、货物所有权人和提单质押权人都有可能成为“持有提单的人”，但笔者以为，“持有提单的人”并不能与“提单持有人”划等号。
（一）托运人是否能成为提单持有人？
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明文规定“提单持有人”“不包括通过承运人签发提单而持有提单的人。” 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没有将托运人明文排除在外，但从该法第5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应该可以推导出在托运人同时也是记名指示提单的收货人时，属于“提单持有人”。同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运输法）对“运输法草案”1.12的解释，“持单人”可包括托运人、收货人和任何可能的中间持有人，同时还包括他们的代理人。我国《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当托运人持有提单时是否也能称为“提单持有人”。从第78条的规定看，“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即上述三者间构成通常所说的“提单法律关系”，显然有别于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运人即使实际持有提单，其地位也与提单法律关系中的“提单持有人”不同，两者理应区别对待。 但问题在于，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缔约托运人”和“交货托运人”，当承运人把提单签发给“交货托运人”比如FOB贸易合同下的卖方时，同一提单下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合法的托运人，而此时的“交货托运人”同时也可能是实际上持有提单的人，此时“交货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究竟是以运输合同为准还是以提单记载为准，不无疑问。
“交货托运人”事实上并未与承运人缔约，其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不受运输合同制约应无疑异；那么FOB贸易合同下持有提单的卖方是否理所当然地取得“提单持有人”的地位而将其与承运人间的关系置于提单规定之下呢？
《汉堡规则》首先对第二种托运人作出了规定，其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赋予FOB项下卖方把自己写入提单‘托运人’栏的权利，确定了其作为托运人的法律地位” 。一般认为，尽管我国《海商法》对第二种托运人的规定与《汉堡规则》略有出入，但立法意图应是相同的，即使FOB贸易合同下卖方被记载于‘托运人’栏的权利合法化。基于上述理解，笔者认为FOB贸易合同下卖方取得交货托运人资格的前提也应该是其名字被记载于提单“托运人”一栏，换言之，未被记载于提单上“托运人”一栏的卖方，无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 然而在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尽管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FOB合同买方,但承运人仍将提单签发给卖方的情形。由此很自然地产生另一个问题：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的身份如何？
二、相关判例研究
我国早年的司法实践曾认为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无权依据提单享有诉权。 显然，如此一来，对于FOB合同下的卖方而言，其处境非常被动。因此，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已有了明显改变：
判例一、“厦门建发公司诉香港美通船务有限公司案”
厦门海事法院的判决肯定了FOB术语卖方具有“实际托运人”法律地位的观点。该案中原告作为FOB术语的卖方出运货物后，取得承运人签发的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收货人凭买方指示的提单。承运人在目的港没有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了买方。原告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关于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FOB术语将货物实际交给承运人的发货人。被告向原告签发了提单，证明被告承认原告的托运人法律地位。原告有权凭提单向被告主张权利。
该案经过一审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均支持原告的观点。二审法院在介绍该案时，重点指出:该案涉及的买卖合同为FOB术语条件，原告作为货物卖方，虽然未记载为提单托运人，但其因实际交付货物，可以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将提单上的记载作为托运人成立的条件之一，所以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卖方成为交货托运人。从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既然《海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托运人的定义，应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两个条件之一的人就是托运人，“法律没有将在提单上的记载作为认定托运人地位的条件之一，因此应该认为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一方成为托运人。反之，如果一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仅在提单上被记名为托运人，这也并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托运人”。法院判决确认了FOB术语卖方为运输合同托运人。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违反了运输合同规定承运人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对此造成托运人的损失，作为托运人一方的FOB术语卖方当然有权提出索赔权。法院进一步认为:“我国《海商法》关于交付货物托运人的定义，正是考虑到了实际操作的情况，为了保护卖方的实际利益才做这样的规定。”
判例二、“浙江纺织集团公司诉长荣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案”
原告同案外人买方签订了FOB术语条件的货物出口合同，信用证方式付款。嗣后卖方依据合同通过货代公司向承运人订舱出运货物，支付了运费，并取得了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的正本海运提单。由于货物的出运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期限，浙江纺织公司托收货款，但无人赎单，全套贸易单证由银行退回。而承运人在涉案提单均未收回的情况下将货物放行，卖方凭提单诉承运人无单放货。
在该案中，被告(承运人)以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并不是卖方为由，主张卖方并不是运输合同中的托运人，卖方与承运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初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被告的观点并不支持。法院认为:原告委托货代公司向作为被告的承运人交付货物，支付运费，并提出了缮制提单的具体要求，被告则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签发提单，将第三家国外公司记载为名义托运人，并从货代公司处收取了涉案运费。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事实上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判定原告即是缔约托运人，被告所主张的关于双方之间并无运输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并不支持。
三、对上述两案的评析
从表面上看，前述两案中法院最终都确认了卖方的托运人地位，但具体的判决理由和推导过程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案一而言，法院完全没有考虑承运人向卖方签发提单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对现行法条的机械解释，将此时的卖方定位为托运人并进而赋予其诉权。按照这样思路，在同一运输合同下岂不是又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显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休所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休所工作条例
军发〔2010〕44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休所工作条例》已经2010年8月30 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10 月 1日起施行。
主席 胡锦涛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干休所（以下简称干休所）工作，促进干休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干休所，是指军队管理的离职干部休养所和军职以上退休干部休养所。
本条例所称离休退休干部，是指由军队安置管理的离休干部和副军职以上退休干部。
第三条 干休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国家和军队关于离休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做好离休退休干部的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工作，努力为离休退休干部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离休退休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第四条 干休所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政治关心与生活照顾相结合，以离休退休干部健康长寿、永葆本色为目标，不断提高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水平。
第五条 全军干休所工作由总政治部主管。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全军干休所的有关工作。
各级政治机关主管本单位干休所工作。各级司令机关、后勤（联勤）机关、装备机关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单位干休所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各级党委、首长应当加强对干休所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干休所工作的重大问题。
各级离休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干休所工作的组织协调，制订工作规划，部署工作任务，抓好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干休所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章 职 责
第七条 干休所所长与政治委员同为干休所的主官，共同负责干休所的工作。干休所所长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关于离休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度和上级的指示要求，结合干休所工作实际，适时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并抓好落实；
（二）带领工作人员做好离休退休干部的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工作；
（三）领导干休所行政管理工作和后勤、装备建设；
（四）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岗位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服务技能；
（五）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干休所政治委员与所长同为干休所的主官，共同负责干休所的工作。干休所政治委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关于离休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度和上级的指示要求，结合干休所工作实际，适时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并抓好落实；
（二）带领工作人员做好离休退休干部的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工作；
（三）负责干休所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安全保卫和文化体育工作，掌握干休所人员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
（四）组织开展争创先进干休所和争当先进离休退休干部、先进老干部工作者活动的有关工作；
（五）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干休所政治协理员参照前款规定履行职责。
第九条 干休所副所长隶属于所长、政治委员，按照所长、政治委员的指示要求开展工作。
第十条 干休所干事履行下列职责：
（一）熟悉关于离休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督促和带领有关工作人员抓好落实，维护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二）及时了解掌握和报告干休所人员的思想动态等情况，做好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三）承办走访慰问离休退休干部以及离休退休干部祝寿、探亲、旅游、疗养、治丧等事宜的服务保障工作；
（四）承办离休退休干部管理委员会、家属委员会的有关工作；
（五）开展适合离休退休干部特点的文化体育活动；
（六）承办安全管理和保密工作；
（七）承办干休所文职人员的招聘、培训和教育管理的有关工作；
（八）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干休所助理员、会计、食堂管理员、勤务汽车队队长等后勤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军队有关后勤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
（二）了解掌握离休退休干部的需求，拟制相关后勤保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三）检查督促所属人员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
（四）组织所属人员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和开展技能培训；
（五）负责所属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六）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干休所卫生所医务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军队卫生工作法规制度，制定卫生工作计划，落实门诊、巡诊、送诊、值班等规定；
（二）组织离休退休干部的健康教育、卫生防病、医疗护理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三）承办离休退休干部的健康体检和疗养工作，及时收集病情资料，建立健康档案，做好重点病人的随访和医学观察工作；
（四）承办药品和医疗器材的采购、保管、供应、使用工作，以及离休退休干部外诊、特殊医疗项目和大病医疗等经费审报事宜；
（五）负责干休所爱国卫生以及疾病防控、消毒杀虫灭菌和饮食、饮水卫生检查监督工作；
（六）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干休所驾驶员、炊事员、通信员以及其他公勤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严格执行各项法规制度，自觉服从领导和管理；
（二）积极主动、热情周到、耐心细致地为离休退休干部服务；
（三）了解离休退休干部的身体状况，掌握必要的急救常识和处置程序；
（四）钻研本职业务，不断提高服务保障技能；
（五）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服务保障
第十四条 干休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下列医疗保健服务工作：
（一）落实卫生所医疗用房，完善医疗设施设备，做到齐全配套、布局合理、管理规范；
（二）做好老年常见病、多发病防治和研究工作，了解掌握离休退休干部的身体状况，建立离休退休干部健康档案、保健病历；
（三）建立和完善医疗预案，建立急救呼叫系统，保持急救设施设备完好；
（四）加强离休退休干部健康教育，开展心理服务和健身指导，做好年度健康体检工作；
（五）组织离休退休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学习医疗保健知识，提高家庭自救、急救、康复、护理和保健技能；
（六）开展预防、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心理关怀照料一体化服务，完善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措施，坚持送医送药上门，开设家庭病房，对病情危重的离休退休干部及时安排就诊和转诊；
（七）做好离休退休干部临终关怀工作；
（八）研究解决离休退休干部医疗保健的实际问题，反映离休退休干部对医疗保健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五条 干休所应当按照营房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营房建设和管理，科学制定营房建设规划，搞好住房改造，做好经常性的维修维护工作，做到营区管理有序、营房住用安全、附属设施完好、设备运转正常、环境整洁卫生。
具备社会化保障条件的干休所，应当根据营房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有关规定，推行物业管理，实施社会化保障。
第十六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车辆使用管理，健全用车管理制度，严格派遣手续，坚持专车专用，保障离休退休干部就医、因公外出和参加集体活动等用车需要。
干休所应当组织驾驶人员参加培训、复训，教育驾驶人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执行车辆管理和安全驾驶规定，加强车辆的维修保养，为离休退休干部提供安全、方便的车辆保障服务。
第十七条 干休所应当按照通信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对通信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护，保证通信器材完好、线路畅通。
第十八条 干休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离休退休干部生活服务中心、医疗保健中心和文化活动中心，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水平。
第十九条 干休所应当针对离休退休干部生活和身体状况，建立健全值班、走访等制度，为离休退休干部提供及时、方便的日常服务保障。
第二十条 干休所应当根据离休退休干部个人和家庭特点，采取上门服务、代办服务、提示服务等方式，实施细致周到的服务；对身边无子女、生活不能自理的离休退休干部和离休退休干部遗属，应当重点照顾，帮助安排和培训照料人员，提供个性化服务。
第二十一条 干休所应当根据服务保障的实际，利用社会资源，引进邮政、银行、生活服务等社会化保障项目，建立干休所与社区相结合的服务保障模式，提高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效益。
第四章 教育管理
第二十二条 干休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紧贴离休退休干部的思想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离休退休干部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干休所应当教育引导离休退休干部自觉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努力践行“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第二十三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离休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的组织，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发挥离休退休干部党支部的政治领导和团结核心作用。
干休所应当引导离休退休干部参加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监督，增强党的意识，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干休所党委可以根据离休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的实际，指派干休所工作人员中的党员干部协助离休退休干部党支部做好工作。
第二十四条 干休所应当落实离休退休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在组织离休退休干部自学的同时，结合离休退休干部实际，采取报告会、座谈会、授课辅导和参观见学等形式，组织离休退休干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学习法律法规，参观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
第二十五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离休退休干部的经常性思想工作，定期分析离休退休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倾向性问题；经常走访离休退休干部，掌握思想动态，做好心理服务工作；开展谈心活动，主动听取离休退休干部的意见，沟通思想，化解矛盾。
第二十六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离休退休干部的经常性管理工作，督促离休退休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认真执行有关制度规定。
第二十七条 干休所应当发挥离休退休干部政治坚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等优势，坚持量力而行和本人自愿的原则，组织离休退休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传统教育、技术咨询、讲学授业、学术研究等活动。
第二十八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对离休退休干部管理委员会、家属委员会的领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活动，充分发挥离休退休干部管理委员会、家属委员会的作用；及时向离休退休干部管理委员会、家属委员会通报干休所工作和建设的有关情况，定期听取离休退休干部管理委员会、家属委员会工作情况报告，研究解决其反映的问题。
第二十九条 干休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离休退休干部荣誉室，收集陈列有关离休退休干部历史荣誉方面的实物、图片和音像资料等，进行理想信念、优良传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宣传离休退休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激励离休退休干部珍惜历史荣誉，保持高尚情操。
第三十条 干休所应当组织离休退休干部参加老年文化教育，根据离休退休干部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离休退休干部的文化生活。
第三十一条 干休所应当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评选“和谐家庭”、“敬老好儿女”等活动，倡导尊老爱老的良好风尚，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第五章 自身建设
第三十二条 干休所应当围绕做好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工作，加强自身全面建设，成为政治思想坚定、组织领导坚强、服务保障有力、作风纪律过硬、内外关系和谐、生活环境优美的离休退休干部之家。
第三十三条 干休所党委应当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加强党组织建设，坚持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根本任务，把推进干休所建设科学发展、提高服务保障能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坚强的党委班子和高素质工作人员队伍作为关键环节，把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作为重要课题，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不断提高服务保障、教育管理和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
干休所党委应当加强对所属共青团、军人委员会的领导，定期分析形势，提供必要的条件，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十四条 干休所应当结合工作人员思想实际，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尊老爱老、爱岗敬业、竭诚服务等专题教育，打牢思想基础。
第三十五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作风建设，教育引导工作人员牢固树立为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的思想，培养耐心、细致、周到、热情的工作作风。
第三十六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纪律建设，认真贯彻军队条令条例和有关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教育和监督检查，严格行政管理，规范一日生活制度，建立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
第三十七条 干休所应当加强业务建设，组织开展业务学习和技能培训，使工作人员熟悉关于离休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掌握相关业务技能，提高为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保障的能力。
第三十八条 干休所开展对外有偿服务，应当遵守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对外有偿服务的留用收入，主要用于弥补保障经费不足，改善干休所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保障水平。
第三十九条 干休所应当按照规定实行所务公开，及时向离休退休干部和工作人员传达有关政策规定，定期公布干休所工作和建设情况。
干休所对离休退休干部提出的意见，应当认真研究，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对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反映，并向离休退休干部做好解释工作。
第六章 奖励与处分
第四十条 对在干休所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四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各总部老干部服务管理局和各军兵种、各军区老干部服务处组织实施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工作，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行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1983年4月22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布的《离职干部休养所工作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