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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提要：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已是当务之急。应当分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参照国外相关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等一系列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希望能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制及证据规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迫并获取口供的行为。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力度的增大，一系列刑讯逼供事件被曝光，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仍无法禁绝，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应当在参照、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揭示刑讯逼供的根源、危害，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危害是潜在的、严重的。一般说来，刑讯逼供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刑讯逼供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者剥夺。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也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所以，刑讯逼供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

　　（二）刑讯逼供可能造成冤案、错案。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遭受种种痛苦，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些虚有的罪行，以换取片刻的自我保全。“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些关系；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熔炼炉，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犯罪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1]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因。

　　（三）刑讯逼供容易造成积案、疑案。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时，往往把精力用于对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围绕口供花费过多的时间，耽误了收集其他证据的有利时机。使有些证据因为时间久而灭失，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即使勉强得到一些口供，也会因为案件其他证据不足而口供时而不一，使得案件扑朔迷离，造成解不了的积案，或者难以认定和处理的疑案。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原因

　　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封建社会法律规定，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会有证据，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流毒所致。

　　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哪个警察不打人？那些高度法制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警察也搞刑讯逼供。如有报纸报道，美国的大多数警察都搞过刑讯逼供。因此，有些侦查人员认为，刑讯逼供只要没打死人，就不必大惊小怪。

　　3.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2]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3]

　　（二）刑事诉讼制度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根本原因

　　1.我国并没有确立实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此规定可简称为“人民法院判决定罪原则”或“罪从判定原则”。该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某些合理因素，但绝不是国际普遍适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真正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首先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而“罪从判定”原则主要的目的在于统一定罪权，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审判权，因此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之前的诉讼地位问题。[4]这就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过程中很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同时，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

　　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5]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得不够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对采用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虽然也规定了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但又规定人民检察院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对受害者救济程序不畅通，对实施者惩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行为为犯罪，但由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特定主体，使得此类案件的处理流于形式。

　　刑讯逼供发生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主要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收集其他证据，争取顺利结案。同时，刑讯逼供又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职权”进行的，所以往往受害者告状无门，万一有了纰漏，受害者也难以举出证据，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刑讯逼供的实施者更是有恃无恐。[6]

　　三、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民事诉讼调解之能力要求

崔文茂


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高效、经济、公正、彻底和稳定等独特的优势。诉讼调解制度根植于中国的司法实践，并因为它有上述诸多的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审判制度正在不断增强法院调解的作用，法官失去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尤为诉讼制度改革的新目标。
一、提高诉讼调解能力的有效方法
作为一名民（商）事法官，首先应该提高自己的调解意识，重视日常的调解工作，同时，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做思想工作的能力，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诉讼调解疏导能力。具体可采取：心理缓和法、矛盾疏导法、批评教育法、因案制宜法、直觉观察法、合力调解法。
1、所谓“心理缓和法”，是指法官在案件接手后，以平易近人的方法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努力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消除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2、所谓“矛盾疏导法”，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明确当事人之间的争执焦点后，就设法寻找双方当事人的弥合点，用真情换取双方的良知和理智，有针对性地做矛盾疏导工作促使他们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
3、所谓“批评教育法”，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注意运用好首先评价的武器，扬善挞恶，对过错方当事人该批评的坚决批评，该教育的及时教育，使其认识到错误，转变态度，配合审判工作。同时也使无过错的一方感到法官是非分明、公正可信，增加对法官的信任感，最终促使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一致意见。
4、所谓“因案制宜法”，是指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能巧妙抓住不同当事人的心理特征，研究其种种行为规律，用心去聆听他们的心声，像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对症下药，区别对待，分而治之，有针对性地做矛盾的调处和疏导工作。
5、所谓“直觉观察法”，是指法官在庭审中善于观察案件异常情况，对当事人在庭审中有异常情绪激动的、曾发生过激行为和矛盾冲突的、对法院判决有抵触情绪的、由家属陪同来开庭的、一方起诉是出于报复心理等情况积极做好相关预防和疏导工作，从而及时阻止和避免矛盾激化发生。
6、所谓“合力调解法”，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善于寻求法院之外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协同调处矛盾。在审判工作中，要妥善地解决问题，真正化解纠纷，光靠法官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上述诉讼调解方法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它们大都贯穿着一种心理学上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如果能够尤为一名自如把握当事人诉讼心理的专家，那么他对案件的调解工作也就游刃有余了。
二、提高对几类典型案件的诉讼调解能力
民（商）事案件的类型很多，所遇到的当事人也各不相同，因此，所适用的调解手段和方法也不应是相同的。调解是一项观察的艺术，应当建立在对当事人的充分观察上。首先要善于“听其言，观其行，而知其人”，在实践中，我们针对一些典型的案件可采取一定的调解方法。
（一）针对群体性纠纷的榜样示范法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把模仿看做为一种先天倾向，很多人都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去照样做其他人的行为。这种心理在审理群体纠纷案件中尤为突出，很多的当事人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于是他们常常带着从众心理参加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榜样的力量不可忽视。于是，法院先从法律角度向其中一位被告解释了诉讼时效问题，在该被告愿意协商让步的前提下，通知所有的当事人前来开庭，这不仅省去了诉讼时间、诉讼成本，而且无形中给予当事人旁听他人庭审的机会。
（二）针对婚姻家庭和相邻纠纷的舆论导向法
社会舆论在案件审理中有利有弊，群众的激烈情绪是无法压抑的，他们一旦接受了舆论，就会很快把它加以扩散，以致使舆论的形式与传播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当一个在生活受到挫折与困难不能解决的时候，其实也是她最容易接受某种舆论的时候，当舆论和个人的需要愿望相吻合，舆论的渗透力量就产生了微妙的转折作用。
（三）针对医疗纠纷的换位思考法
医患纠纷，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近几年来，类似的纠纷越来越多。患者都是怀着对大医院的信任来就诊治疗的，但由于治疗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当时当地的诊疗水准，医疗行为本身又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确定性，一旦出现了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无法预料的医疗事件，患者第一个想到的是医院的过错，而不是医学上不可避免的医疗意外。很多当事人甚至还出现幻觉、妄想，变得疑心重重，尤其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还牵涉到医疗事故鉴定等问题，病患者对鉴定专家的公正性常常产生怀疑，从而与法院的委托鉴定也对立起来。而医院在医患纠纷发生后，为了维护医院的名誉，针对病人的起诉，也往往立场坚定，坚决不予妥协。医疗案件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一个用语不慎就容易造成强制调解的局面，所以我们法官就将调解的出发点放在让患者和医院进行换位思考上，从谈话中引导双方都从对方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往往会收到双方都满意的效果。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从原告自身疾病的焦急心理出发，不以案件的结案为目标，想方设法组织医院协调，解决原告的实际问题。
（四）涉老案件的倾听法
法官有时候就像医院里的大夫，要像医生那样学会耐心地倾听病人的述说，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特别是在办理涉老案件的时候。作为血脉相连的双方，老人和亲属或者子女之间的矛盾往往源于沟通的缺乏。这类案件是比较特别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超越的矛盾与诉讼中所表现的争议往往又不相一致。要解决这类纠纷，法官必须有耐心从当事人的琐碎的谈话中寻找双方矛盾的真正焦点和潜在的解决方法。特别对于其中的老人，走上法庭多为其所不愿，心中自然颇多苦水。这时候，法官要善于疏导，善于倾听，并且不带任何框框，让他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才能够对症下药去解决问题。对于这类双方之间存在亲情关系的案件，当事人心情清爽了，沟通也就不再有障碍，症结也就自然容易解开。
（五）二手房买卖中的穿针引线法
在房地产市场发展繁荣的今天，二手房买卖是民事争议发生得比较集中的一个领域，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买、卖、中介三方当事人。而由于三方当事人各自不同的立场，在审理这类案件中，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往往互相牵制。法官调解就要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找突破口，听取三方当事人的意见，综合平衡三方当事人的利益，从中找到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六）损害赔偿中的心理暗示法
法律是公开的，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却各不相同，法官作为调解的主持者，要获得当事人双方的理解和认同，现实调解结果的双赢，不仅要善于解释法律，还要灵活利用暗示的作用，暗示得越含蓄，效果越好，最终让当事人自己开窍，自己选择，从而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互谅互让，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正义。其实，庭审中法官使用的暗示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语言暗示、行为暗示，只要调解时法官的用语有分量又有分寸感，充分运用暗示技巧发挥法官的个人魅力，平等待人，法官尊重双方当事人，当事人也就自然会尊重和信任法官，法官的调解也就会被当事人真正地接受。
（七）矛盾激化案件的冷处理法
对于一些矛盾尖锐的案件，强行判决或强制调解都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有时甚至会造成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对于这类案件，不能急于解决，而需冷却钝化矛盾，再寻找最佳时机介入调解，案件就容易处理得多。
审判是一门科学，调解则更是一门艺术。由于每个案件细节的千差万别，上述的调解方法与针对对象之间并没有绝对地关系和关联，事实上同一个案件能适用到几种不同的调解方法这就需要我们法官用心去体会和把握，而这一点应该贯穿于我们的整个法官的职业生涯，因此，每个法官应该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阅历、经验和观察能力，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探索，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法官的调解疏导能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