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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公司有限责任的特点决定滥用公司人格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其典型特征是利用公司人格表面的合法性规避法律、逃避债务，在主观上是故意或恶意的，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公司财产关系混乱、产权不清、损害了第三人合法权益。由于法律对滥用公司人格法律责任由谁承担、承担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方式等规定不明确，惩罚不力，导致滥用公司人格现象屡禁不止，下面笔者对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原因作简要分析，对法律责任承担谈谈看法。
一、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几种表现
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在实践中的表现千变万化的、多种多样，具体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质上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一人公司仅指股东为一人，全部资本由一人拥有的公司，即形式上的一人公司。广义的一人公司不仅包括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也包括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即公司真正股东仅为一人，其余股东仅为挂名股东，一般表现为家族式公司。现代法学理论认为，公司的特征为营利性、社团性、法人性，所以世界各国立法一般是禁止一人公司的。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为五人以上，因此，我国立法也是禁止一人公司的。现实生活中基本不存在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但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屡见不鲜,有的夫妻两人或一家三口便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有的一人投资，全部资本由一人拥有、一人管理，便设立一有限责任公司，其余股东仅为持有最低股份的挂名股东。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一人公司并不包括我国现有的国有独资公司，虽然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一人公司，但因国有独资公司投资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传统的一人公司有本质区别，因此，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例外。
2、公司空壳化。公司是法人的一种特殊形态，空壳化公司不具备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所应具备的四个条件。一般空壳化公司不是公司设立时就存在的，有的是因为公司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法人代表与公司之间存在着支配关系、法定代表人强行将财产转移至自己控制的另一公司的名下造成的，也不排除有的公司从成立之时就是一种“皮包公司”。空壳化公司一般有下列几种表现：（1）公司没有自己拥有的财产；（2）公司财产没有维持完整的公司财产记录；（3）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场所；（4）公司与股东之间或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没有实质区分的人格。有的公司一套班子几块牌子，公司之间及公司与个人之间的产权不清晰，在客观上给第三人造成错觉。当债权人向其中一个债务人主张债权时，其财产可以随意转化为另一公司的财产，从而达到对抗债权人债权的目的。
3、“挂靠关系”公司。一般挂靠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投资者、操纵者、控制者实为个体或合伙，挂靠在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名下，大多签有挂靠协议，挂靠者向公司交纳管理费，公司对“挂靠者”经营状况、债权债务等情况不闻不问，“挂靠者”的目的是规避法律，逃税、逃避债务，不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则是受利益趋动而为之。实践中“挂靠关系”公司又分“公开挂靠”和“秘密挂靠”。“公开挂靠”是指挂靠者与公司签有挂靠协议，挂靠者向公司交纳管理费，挂靠者对外以自己名义开展经营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公司以挂靠者之间财产关系明确，公司对挂靠者的债务不承担责任。“秘密挂靠”是指挂靠者与公司秘密签有挂靠协议，挂靠者向公司交纳管理费，挂靠者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
二、滥用公司人格现象产生的原因
1、法律规定不完善。我国法律对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很难找到法律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工商登记部门对实质上的一人公司的登记把关不严，缺乏行政监督。只有公司被控制者利用，进行了规避法律或者逃避债务，从而损害了债务人合法权益，且在有关当事人提出公司人格否认主张时，法院才从保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维护法律尊严的角度，对公司人格进行审查。所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实质性一人公司。对于“空壳化公司”，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法人应具备的条件，但对公司成立以后产生的空壳化现象还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和制裁，无论是工商登记机关，还是法院，都未建立系统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使空壳化公司得于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逃避债务。对“挂靠关系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曾多次发出通知，坚决取缔“挂靠关系公司”，但挂靠公司还是屡禁不止。这是因为法律对“挂靠关系公司”的操纵者、组织者惩罚不严，使他们有利可图，甚至有的公司根本不存在挂靠关系，公司的操纵者、组织者为逃避债务，恶意串通，把公司财产说成是“挂靠者”的财产，规避法律制裁，发不义之财。
2、公司管理不规范。从滥用公司人格现象分析，滥用有限责任公司人格的情况较多，而滥用股份有限公司人格的情况几乎没有。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司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公司的作用并不是自发地体现出来的，它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②。目前因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程序简便易行、组织机构简单灵活，使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趁。他们利用公司有限责任的特点，蓄意制造“皮包公司”、“挂靠公司”、“实质性一人公司”等等。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公司的主要形式，但当公司缺乏法律制约，无规则运作的时候，公司给社会带来的将是混乱。相对而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程序复杂，组织机构健全，设有董事会、监事会，管理较严，基本杜绝了他人滥用股份有限公司人格权的机会。
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
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既涉及党的政策，又涉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既涉及人民法院与工商登记机关的协调配合；又涉人民法院内部审判业务庭与执行机构之间的权限分工。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承担责任的方式，笔者认为有三种：一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二是承担连带责任；三是承担有限责任。针对目前存在的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便明确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
1、在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建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其宗旨在于将商业风险合理地分配于其他当事人之间。笔者认为工商登记部门，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庭、执行庭均可行使公司独立人格否认权，只是其行使的条件有所不同。在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建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我国自《民法通则》确立法人制度开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理论就已经确立，不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成立四个条件的就可以对其法人人格进行否认，公司只不过是法人的一种形态，也不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规定，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追究负有出资义务的主管部门在出资范围内的民事责任，这些规定实际突破了公司独立人格的一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关于企业开办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虽领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对企业法人资格不予认定”。这实际上就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最初形态。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素建立系统、完整可行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人格否认的原则、程序及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由谁行使公司人格否认权等都要有具体规定。具体程序涉及人民法院与工商登记机关的协调配合，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通知。
2、明确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并严格加以制裁。首先要明确责任范围及责任方式。对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责任范围、责任方式如何界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将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与公司视为一体，要求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观点是按查明的事实，明确由公司或其控制者、操作者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确认滥用者的责任，不能一概而论。应严格考察被否认人格的公司与其控制者、利用者的实质关系，认真地把握否认公司人格的要件。
（1）将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与公司视为一体，使之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实质性的一人公司和秘密“挂靠关系”公司。对于一人公司，其性质实际为个体或者合伙，对此种情况应通过工商登记部门、法院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先否认一人公司的人格，再让一人公司的开办者、投资者或操纵者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观点表面看起来很极端，好向简单地将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与公司视为一体，要求公司背后的控制者或者操作者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不公平、不合理。但要看到实质性的一人公司实为合伙或个体，且主观上有规避法律的意图，这样处理，符合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也正是公平、合理在此的体现。对于秘密挂靠公司，因挂靠者是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对公司的债务，挂靠者和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笔者就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人民法院在执行某公司的财产时，某公司称此财产是挂靠者的财产，不能执行。三天后拿出挂靠协议，而挂靠者对外经营都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法院无法判断此财产是否真属于挂靠者的财产，也无法排除该公司与他人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法律规定不明确。笔者认为挂靠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应由公司承担责任的错觉,具有欺骗性质，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应该由挂靠者和操纵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挂靠者确实为公司承担了债务，应属另一法律关系，挂靠者和公司的财产争议可另案处理。对“公开挂靠公司”，因挂靠者与公司财产关系明确，挂靠者是以自己名义对外经营，对此种情况，挂靠者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公司应在所收取的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公开挂靠公司也应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清除。
（2）对于空壳化公司中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情况，如果公司之间或公司与个人之间的财产权不清晰，公司财产没有维持完整的财产记录，经查证落实后，任何一个公司对所挂牌的所有公司的债务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对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没有财产、没有固定人员的空壳化公司，工商登记部门和法院均可责令其主管部门（没有主管部门的责令公司负责人）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后，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清除，再通过审计部门审计后，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
（3）将控制者或者操作者作为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在特定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公开挂靠公司”。对“公开挂靠公司”，因挂靠者与公司财产关系明确，挂靠者是以自己名义对外经营，对此种情况，挂靠者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公司应在所收取的管理费的范围内对外承担责任，对于公开挂靠公司也应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清除。
笔者以上对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及承担责承任方式、范围作了间要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除了依照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民事责任外，还应对实施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人追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作者简介：
　 向建军，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
　　　章富翠，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联系电话：0717-6736940 18972005929
浅议贪污案件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

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无须赘言，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实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它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在司法机关这一方，因为出于对当事人尤其是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强制力，被告人已经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如果再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势必使控辨双方在审判中的地位更加不平等，因此一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也包括我国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但是法律也规定了例外的情形，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交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这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国家追诉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提供了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当国家的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确超过其合法收入，而现有证据又不足以认定其犯有刑法分则中第八章所规定的各种犯罪时，就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必须讲明财产或支出的合法来源，并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其确实无罪，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转移到被追赶诉一方。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如果对贪污犯罪去向问题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起到既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追究职务犯罪，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呢？
笔者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一、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由被控告一方承担更加符合立法本意
近年来，在查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犯罪的案件中，由于侦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与负责审判的法院之间在赃款去向上认识不同，最终认定轻罪或无罪，出现了犯罪嫌疑人在无法否定贪污罪行为时，便在赃款去向上大做文章，赃款用于公务支出就成了贪污犯罪分子的一面盾牌，在我国刑法中有关侵犯财产型犯罪的法条很多，满足不同的条件，成立不同的罪名承受不同的刑罚，这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所规定的，如：盗窃罪、抢劫罪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客观方面行为或者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或者是对被害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犯罪的客体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犯罪的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和公正性，不能看出盗窃、抢劫罪也贪污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或公共财产，本质的区别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如果我们只强调贪污后的赃款去向，即用于公务支出就构不成犯罪的结论，而忽视了贪污职务犯罪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平性这一客体要件，与贪污罪的立法本意不符，因此：当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由被子告人承担时，更能体现立法的本意，那就是只要其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侵吞、窃取或者骗取的手段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就应当认定为实施终了，如果被追诉方想使自己“赃款为公支出”的辩解成立，就要举出充足的证据，并且要有一个时间的要求，不能无止无休，也要体现一个诉讼时间的问题，法律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即：当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者第一次询问之日起，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止，应当提出赃款去向的合法的证据，否则法庭将视为其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这样被追诉方就将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从司法实践中看，如果采用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防止贪污犯罪的被告人以“赃款为公支出”为理由逃避法律的追究。
二、赃款去向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性
作为一名检察人员，笔者认为要想使赃款去向不再影响贪污犯罪的认定，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赃款，赃款是指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他的特征是手段的违法性和途径的非法性，其次要正确认识贪污犯罪与赃款去向的相互关系，贪污犯罪即实施了刑法分则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特殊主体），主观要件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侵犯的客体是财物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和公正性。
满足了上述条件并达到了法定数额标准即构成了贪污罪的既遂，而赃款的去向应是行为人完成犯罪之后的行为，他不是贪污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不应影响贪污犯罪的构成，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此款前面列举的是手段，最后达到是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之目的。通过上述条款不难看出贪污罪所强调的主观上的故意占有，即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强调赃款的去向既赃款是为己用还是为公务及其他事项支出则是明确赃款是否实现了非法占为己有，而以是否实现了法占为己有的客观事实来否定非法占有的主观目地的事实与贪污罪的法条本意不符。司法实践证明，贪污罪的行为人将赃款用于公务支出，大多数是一种掩盖犯罪事实的行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地，举个例子，如果盗窃犯罪嫌疑人将盗窃的赃款捐助给公共事业，尽管这种情况在当今的现实生活并不多见，但在古典的小说中却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人物，那时人们会称他们为“侠客”，说到现实生活中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说明其先前的犯罪行为法律就可以不追究？就可以放任这种情况？因此对于贪污犯罪，由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承担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则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性。
三、赃款去向问题举证责任倒置能防止如下端
1、防止无限扩大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的证明范围。在查办贪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做为侦查和控诉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获取证明行为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如果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贪污行为，并已将不法财物控制和占有，即可以定行为人有罪，而赃款去向仅仅是影响量刑的一个具体环节。在贪污、受贿案件中，要查清贪污受贿所得赃款去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赃款是种类物而非特定物，且其去向途径复杂，要完全查清楚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要费很多时间，即使如此，也不一定查清，因此在贪污犯罪的赃款去向问题上，侦控相关完全可以在其有罪的证据齐备后，依法提起公诉，而对一些难以查清且仅仅影响量刑的情节可以不负举证责任。
2、防止对案件认定的困难，混淆了单位行为与行为的界限，使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惩处，不利于打击犯罪。通常，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无人知晓，非法获得的赃物由一人支配事后的“支出”也同样不为人知，将支出以“用于公”为理由从犯罪总额中予以扣除是毫无道理的，会给这些款项性质的认定带来困惑，也无异于承认行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单位行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既然行为人已将部分所得赃款用于“公务支出”就不能否定他会将于财务同样用地公务支出全部所得款都用于公务支出，这必然会导致整个案件性质认定上的证据不足，使案件不了了之，给打击犯罪带来困难。
3、有利于法律的执行，贪污犯罪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获取公共财产，如果其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财物都能以“用于公”而扣除，会改变贪污犯罪的构成既遂标准，使执行法律走入误区。
4、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有汉有成本，也就是执法活动有没有投入与产出的问题，诉讼当然有成本，因此为了投入最少的司法资源，产出最大的公平正义，希望法律能尽快填补在贪污犯罪赃款去向问题上规定的空白，以最大限度的解决司法上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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