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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行政的现代化
（黄国钧 18001614@163.com 13508988576）
引 言
公共行政现代化，是指为使我国公共行政制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按照特定的理想模式对公共行政的构成要素进行理性化改造，使公共行政制度越来越接近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①。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所谓公共行政现代化就是法治政府，这个法治不是（由某个统治者）依法而治，而是由法律来统治。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后通过政府广泛干预而使经济得以恢复并走向繁荣，如苏联建国后通过全面的政府计划经济使之由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工业国以及我国在五十年代通过政府对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干预而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甚至干预人们私生活的种种职能，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都依赖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逐步演变成“行政国家”、“全能政府”。②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是人们在“市场失灵”后对“公共物品”（包括抑制垄断、防止不正当竞争，调节社会收入分配，防止贫富过分两极分化，解决工人失业、环境污染、信息不对称等“外部性”、“内部性”问题）需求大量增加后，人们为满足此种需求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之物。此种奇特之物一经制造出来，确实给人们神奇般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但是，其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魔术般生产出各种各样人们
①高加伟，吴小龙：《论公共行政的现代化》，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P9②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而且，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为政府的异化，亦称“政府失灵”.其主要表现在：(1)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行政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必然形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使议会（或代表大会）徒具形式，使法院听命于政府，使人民对行政官员心存畏惧。（2）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如金钱、财物，甚至美色）。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成洪杰案、赖昌
星案、某省省委书记案等等，无不令人发指。（3）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是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生动写照。（4）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机构重置，重复建设，编制臃肿，都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而这些开支及人员，原本可以用来发展经济，搞国家建设的，现在却“内耗”而“耗”掉了。（5）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是行政国家异化的另一种表现。
自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和认识到这种危险。于是许多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
①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转化行政权，限制和缩减行政的“疆域”。这样，到二十世纪后期，大多数“行政国家”陆续逐步过渡到“有限政府”。这种过渡的一般途径是：（1）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2）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3）加强社会自治，转化行政权。①
就我国而言，自八十年代以来，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化一直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在发展和推进。其主要的形式和途径有下述诸种：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授权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行政机关委托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社会公共组织根据内部章程行使公共权力。
社会公行政与国家行政同属公共行政，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公民逐步广泛参与公共行政，不仅促进了国家行政的民主化，而且导致了国家行政权逐步向社会转移和社会公行政，即公民自治的范围逐步增大。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行政，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因此，在现代社会，在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还要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 改进党的领导
在中国，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首先必须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利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行。而如何改进党的领导呢？笔者以为，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首先，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明确的，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也是不容置疑的。在处理党政分离的问题上，党的一贯政策是，实施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通过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包办政府机关的具体业务。既不能以党代法，也不能忽视党的领导。《宪法》第5条第5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也不例外。我们要理顺党政关系，做到党要管党，党政分离，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病。正确处理党控制政府还是法控制政府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党管政府，但党和政府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目前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党代替法规范政府的不正常现象。
其次就是贪污腐败问题。我国党和政府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可是贪污腐败现象还是屡见不鲜。有人说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构筑“阳光政府”是反腐的一项措施。
另外还有党的作风问题。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形象至关重要。而这些又通过党的作风体现出来，所以，要改善党的作风。
总之，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建设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法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 新行政管理手段
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现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强制性色彩减弱了，淡化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主、协商的品格，体现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合作的精神。这种新的品格和精神既在变革后的传统管理手段中得到反映（如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中增加听取相对人陈述意见和举行听证的程序，在行政征收、行政强制中增加事前告知程序为相对人提供申辩的机会，等等），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新出现，新发展的许多新管理手段①中得到体现。这些新管理手段主要有下述四种：
（1）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管理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手段。行政机关通过发布各种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相对人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引导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发展哪些领域、事业，或抑制哪些领域、事业等。在许多场合，人们相信行政指导，自愿接受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它也有不足，一旦行政指导错误或失当，导致相对人利益重大损失，行政机关却可以以其行为属于“指导”而非强制为由而不负责任。在新世
纪，各国行政法无疑将会对行政指导进一步在制度上予以完善，行政指导将不再是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而是应受一定法律规范约束的法律性行为（亦非完全的法律行为）。
（2）行政合同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运用行政合同手段实现其管理职能。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并非能适用于所有行政领域和所有行政管理事项。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许多涉及重要
①这些管理手段有的也许产生于更早的时期，但是真正在行政管理中得到较广泛运用，从而得到较大发展则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见姜明安 《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30 日）

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一般都不适用行政合同。而且，在可能适用行政合同的领域，法律对行政合同手段的运用亦应加以严格的规范和控制，如合同的缔结在可能的条件下，应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否则，这一管理方式也极易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
（3）行政奖励
行政奖励是行政机关运用精神和物质激励的方式引导行政相对人作出某种行为，以促成一定行政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它是传统管理手段的补充，而非代替传统手段。
（4）行政给付
行政给付主要是“福利国家”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手段，即行政机关通过给特定行政相对人发放抚恤金、救济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最低生活补贴等，以维持处在年老、贫穷、失业和其他困难情景下的相对人的基本生活，并进而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上述行政管理手段的变迁，无论是传统手段内容和程序的变革，还是新的手段的产生和形成，都还只限于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领域，至于在行政权力社会化情形下，非国家的社会公共体行使特定行政职权，实施一定范围、一定领域的行政管理，其行政手段则更为多样化，更体现了权力弱化和与相对人的协商、合作精神。
三 以法治代替人治
------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
在法治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不少地方老百姓在利益受到行政机关损害后不是去法院寻求保护而是去“上访”。为什么呢？是他们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去法院，还是法律保护不了他们呢？
事实上，他们也曾提起诉讼，就象本文后面所提到的“养猪大王”刘定国案及河北一农民用四十头猪打赢一头猪的官司案。要么是漫长的诉讼，要么是“法院打白条”（判决得不到执行），为什么呢？执行难，难在哪里？行政权力过大，得不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部分行政案件的审理、判决和执行是令法院最为头疼的事。审理、判决难，更难的是，如果行政机关不主动执行判决，如何去“执行政府”？政府掌握着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等许多命脉，执行政府，无疑于“老虎头上抓虱子”。另外，从“上访”字面含义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不平等方式，其中含有浓厚的人治味道。至今仍然存在的“清官效应”就是最好的人治思想残余的明证。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所谓公共行政现代化就是法治，这个法治不是（由某个统治者）依法而治，而是由法律来统治。应对政府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行政权力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

前所未有的强大。①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行政权力的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是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容易导致如下后果：首先，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其运行方式的灵活，外部范围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力的侵害。其次，行政权力的扩张易于造成行政专制，独裁。再次，权力与腐败具有共生性，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更是为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昭示世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范围的扩张为这种权力的交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行政权力的行使自由度的不断增加则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腐败已成了附在行政权力肌体上难以清除的恶瘤。如铁岭中院2月9日开审盘锦“涉黑案”。尽管黑白不分、官匪合流已成为一些地方黑社会犯罪的特征，学者们称之为一钟“西西里化”的陷阱。但像此案34名被告就有22名公安干警，包括作为头目的分局副局长和派出所所长两名，还是很鲜见的。况且罪恶就是罪恶，不因为它已泛滥就不再骇人听闻。②
要防止黑白颠倒，就必须从“法制”走向“法治”，也就是从对付黑猫走向制衡白猫。“法治”是源自英国的一种传统，它的基本意思是法律必须具有一种根本的精神。法律凭这种精神来区分黑白，来统治一
① 湛中乐：《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1月18日）② 王怡：《把白猫和黑猫分开》（http://www.chinalawinfo.com，2004年3月15日）

个国家。既统治国家的公民，也统治国家本身。
行政权力的扩张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要求。尤其在我国目前这种特殊时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社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合法，良好的行政权力运行状态将有助于树立政府守法，廉洁，高效的形象，并因此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机动车停放、保管性质认定及毁损、灭失责任承担分析

　　　　　　　　　　　　　　　　　　　　付建国

摘要：机动车辆在停车场毁损、灭失所产生的赔偿纠纷是司法实践中多发且较疑难的一类案件。本文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定机动车停放的性质入手，分别从车辆保管合同、场地租赁合同、消费服务合同的附随义务等三种法律关系的区别及特征上，研究、探讨了机动车在停车场毁损、灭失后，停车场地提供一方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关键词：机动车 停车场 保管合同 租赁合同 附随义务
　　随着机动车辆的不断增加，因机动车在停车场毁损、灭失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也越来越多。由于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比较原则，在法学理论上人们对停车场停放机动车辆的法律性质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司法实践也就因此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因而对这一问题有认真探讨的必要。本文分别从机动车的有偿停放和无偿停放两个方面所导致的机动车毁损、灭失的民事责任上进行分析、探讨。
　　一、机动车有偿停放的法律性质及毁损、灭失的民事责任
　　从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机动车在停车场毁损、灭失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以机动车的有偿停放居多。机动车的有偿停放，从停车场与机动车车主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来看，无非就是这么两种，即有偿的车辆保管合同关系和场地租赁合同关系。
　　（一）车辆保管合同关系。保管合同又称为寄存合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5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强调了物的保管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强调了保管合同交付作为该类合同的生效要件，即此类合同是一种实践性的合同。保管合同分为有偿保管合同和无偿保管合同，第366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第374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由此看来，有偿保管合同保管人承担的是一种过错责任，即保管人应尽到善良保管人的注意，妥善保管保管物，只有在保管人存在过错，怠慢履行保管义务，或保管行为不妥，致使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才向寄托人承担赔偿损害责任。若车辆是因洪水、地震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毁损、灭失的，停车场因无过错则不负民事责任。若车辆被盗，停车场存在保管不善的过失，应向车主承担赔偿责任；若车辆遭暴力抢劫，则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抢劫犯罪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及难以防范性的特点，作为停车场来说，即使尽妥善保管义务，也不能完全避免此类犯罪事件的发生，责任的分担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若因停车场保管措施不力，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停车场应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该抢劫犯罪行为根本是无法防范、无法避免的，则应根据罪责自负原则，由犯罪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对毁损、灭失的车辆承担民事责任。
　　（二）场地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场地租赁合同是租赁合同的一种，所谓租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2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具体到场地租赁合同，就是一方将停车的场地交给机动车车主停放车辆使用，从而收取场地使用费的合同。一般来说，车主将机动车驶入停车场停放在相应的停车位，即视为停车场已经将车位交付车主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6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除此之外，出租人对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并不再承担其他义务和责任；相反，若因承租人使用不当导致租赁物损失的，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到场地租赁合同中，只要车主将车开进指定的停车位，停车场即出租方即已履行自己在租赁合同中的全部义务，对停车位上停放的机动车不负任何看管义务，即对机动车在停车场被毁损、灭失的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当然，若因停车场即出租方的原因导致机动车毁损、灭失的，例如，出租人在指挥其他机动车入场时失误，导致该机动车被撞坏的，承租方则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但严格来说，此时的责任属于侵权责任，与场地租赁合同关系已不沾边了。
　　由于双方纠纷发生以后，停车场一般都极力主张双方合同性质是场地租赁而非保管合同，而机动车车主一般则极力主张是保管合同而非场地租赁合同。关于机动车车主与停车场之间究竟是保管合同关系还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只有在车主将机动车行驶证或车钥匙交押停车场，停车场向车主发放停车证或取车凭证，车主只有持该凭证方能将车从停车场取走时，才表明停车场作为保管人接受了该机动车的交付，并实际占有、控制了该机动车，车主与停车场才构成保管合同关系。否则，如果停车场仅向车主收取停车费，或者向车主出具停车场定额专用发票，且不需凭该票据取车，车主自己拿钥匙可以随时将车开走，那么，该机动车的实际控制权就没有交付给停车场，双方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就未成立，而仅构成停车场将停车位交付车主使用并收取一定费用的场地租赁合同关系。”[1]笔者认为，这只是认定双方成立的是保管合同法律关系还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的最通常、最简单的情况，仅仅做这样的认定还是很不够的，还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疑难问题。例如，在一些物业管理小区的停车场，由于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和居住在该小区的一些车主很熟悉，停车场管理人员既不向机动车车主收取行驶证和车钥匙，也不向车主发放取车凭证，车主只要将车停放在一定位置，向停车场管理人员示意一下，以后自己拿钥匙可以随时将车开走；而对大多数与管理人员陌生的机动车车主，则要收取车钥匙或者发放取车凭证并凭证取车。但对各机动车主收取的停车费用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发取车凭证的车主的车辆丢失，我们能说双方成立的不是保管合同而是场地租赁合同吗？很明显，这种情况，双方成立的是车辆保管合同而不可能是场地租赁合同，只不过是因为双方比较熟悉，为了方便而简化了保管手续而已，但这并不能因此就改变保管合同的法律性质。
　　另外，场地租赁合同的成立，要求租赁场地的一方，对该场地要有所有权或使用权为必要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成立场地租赁合同。例如，现在一些小区的物业管理一方对该小区居民停车或外来人员的停车收取一定的停车费用，既不收车钥匙，也不发给取车凭证，车主随时可将车开走。车辆管理一方认为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车主则认为是车辆保管合同关系，这时，如果车辆在停放期间丢失或者毁损，如何认定双方合同的性质呢？笔者认为，由于这一小区场地的使用权就是属于该小区全体居民的，即物业管理一方没有该场地的使用权，所收的停车费不可能是场地使用费，而只能是车辆保管费，即双方成立的只能是车辆保管合同，即使对小区以外的车主，成立的也只能是车辆保管合同法律关系。与这种情况相似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节假日的一些体育场馆、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附近，有些单位或者个人为了创收，随便圈起一大块地方，招徕车主停车，以收取车主3至5元不等的所谓停车费或者存车费，既不收取车主的车钥匙，也不向车主发放取车凭证，车主随时可以将车开走，这时，车辆保管人和车主可能都认为是双方成立的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成立的只能是车辆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保管人”收取的费用除了“保管费用”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合理解释。
因此，笔者认为停车场与机动车车主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即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是保管合同关系还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主要看停车场地提供一方是否有场地使用权，如果有场地使用权，收取的停车费用比较公平合理，车主又随时可以将车开走的，一般就可以认定为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如果场地提供一方没有场地使用权，或者虽有场地使用权，但收取的费用较一般场地租赁合同又明显偏高，即按收取的费用来看，认定是场地租赁合同是明显不公平的，则应认定双方成立的是保管合同关系。另外，还要看当地人们的交易习惯，如果当地人们在习惯是都认为是保管合同或者是场地租赁合同，那就以人们的习惯认识为准。例如，梁书文教授在国家法官学院的高级法官培训班上讲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体户某乙向某甲交月租费250元作为一个月的停车费（某甲租了他人一块空地开设车辆停放业务）。乙的车在该停车场地上丢失，双方就赔偿发生纠纷，甲主张是场地租赁合同，自己无责任；乙则主张是保管合同，甲应负赔偿责任。一、二审法院均判决支持了乙的主张。[2]此案双方虽没有约定是何种性质合同，但从交月租费，乙可以随时将车开走来看，更像是场地租赁合同，但从收取费用情况来看，认定是保管合同更合理些。所以，法院认定为保管合同是正确的。
　　二、机动车无偿停放的法律性质及毁损、灭失的民事责任
　　所谓机动车的无偿停放从停车场地的提供方与机动车车主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看，主要有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无偿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和消费服务合同的服务方为消费者提供停车场地所产生的消费服务合同附随义务。
　　（一）车辆无偿保管合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保管合同的规定来看，无偿保管合同与有偿保管合同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无偿保管合同保管一方不收取保管费用；二是无偿保管合同的保管人一方对保管物毁损、灭失的责任要比有偿保管轻一些。即有偿保管的保管方即使有轻过失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而无偿保管合同的保管方只在有重大过失时才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民事责任。
机动车在保管中毁损、灭失往往涉及两个难题，一是无偿保管还是有偿保管；二是如果认定为是无偿保管，如何认定保管人是否有重大过失。在保管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对保管合同性质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6条第二款规定 ：“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第61条的规定是：“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在保管方与机动车车主一方就保管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发生纠纷时，往往是车辆发生毁损、灭失发生纠纷之后，这时保管方极力主张是无偿保管，以减轻自己的责任，而机动车车主一方则极力主张是有偿保管，以取得最大限度的赔偿，双方难以就有偿还是无偿达成补充协议，所以只能按交易习惯来确定。例如，某丙将车开进一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没有人向甲收费，甲也不知是否是收费的停车场。两小时后丙办完事来取车时，车不见了，丙找到停车场管理人员，说自己的车在停车场丢失了，管理人员说是无偿保管，丢失了我们停车场没有责任，而丙看到其他在此停放的机动车车主都是在车开走时交费的。那么，这就可以认定是有偿保管而非无偿保管。如果因为车丢了，今天该停车场对所有在此停放的车辆都不收费了，但如果该停车场在昨天、前天是收费的，我们仍应认定该停车场与丙形成的是有偿保管合同。因此，在对车辆保管合同性质认定问题上，一定要联系的广一点，如对其他车辆是否收费保管，昨天、前天是否收费保管，该停车场的场地的来源，该场地登记的性质及场地管理人员开支的来源等。如果其停车场的场地是租来的，其管理人员的开支主要靠停车收费，在丢失他人车辆后就以未收取车辆保管费为由，而主张是无偿保管，这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即不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1条规定认定为是有偿保管合同。二是如何认定无偿保管合同保管方有重大过失，在认定是无偿保管合同后，如果要求保管方赔偿毁损、灭失的车辆，则还要求保管人有重大过失，一般认为，“重大过失是指保管人明知保管物可能造成毁损、灭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2]就是要求无偿保管人像保管自己的物品那样尽到同样的注意。例如，最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机动车在无偿保管期间丢失的赔偿案件：原告袁某在晚六时许到某宾馆消费，同时将借用的轿车开进该宾馆的地下停车场，晚十时取车时，发现车已丢失。袁某诉之法院，要求赔偿损失45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无偿保管合同成立，被告在事发当日对车辆保管并未与以往一样发放停车票或进行登记管理，致使无停车票者亦可以驾驶车辆离开停车场，被告对车辆丢失有重大过失。因此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3]本案中，保管人的重大过失是明显的。应提起注意的是，无偿保管人对自己没有重大过失负有证明责任，虽然没有重大过失，但不能举出证据加以证明的，仍要和有偿保管合同一样承担赔偿责任。
　　（二）消费服务合同中服务方为消费者提供停车服务的合同附随义务的认定及车辆毁损、灭失的民事责任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宾馆、饭店等消费、娱乐场所附设停车场，一般是为方便消费者、招揽顾客而提供的附属配套设施，有的停车场设有专人看管，有的仅仅是提供场地。前这是无偿保管合同，后者则属于消费服务合同中的附随义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的任务。”服务一方为消费者提供了停车场地，即是完成了自己的协助义务。
　　有人认为，商家作为附随义务提供的车辆停放场地或车辆保管场地是间接有偿性的，为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此时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都应当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4]。即都要负有偿保管合同的义务。这就将消费服合同中附随的停车场的提供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与有偿车辆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保管义务的违反所应承担的责任等量齐观了。这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公平、不合理。笔者认为，在消费服务合同中，提供服务的一方，只要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了停车场地，就算完成了自己的附随义务，提供服务的责任至多相当于场地租赁合同中场地提供一方的责任，绝不能也不应当大于场地租赁合同中场地提供一方的责任。因为提供消费服务的一方对于驾车前来消费的消费者和非驾车前来消费的消费者在消费方面是同等对待的，提供服务一方为了消费者的方便无偿提供场地，没有理由再让他承担保管合同的义务。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宾馆、饭店等服务单位为了自己门前的有序和方便，指挥一些车辆停放在门前指定的位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车辆的丢失或者毁损，服务单位也没有什么责任。但如果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服务人员擅自移动了车辆，导致车辆丢失或者毁损的，那就要另外承担侵权责任，这就和合同义务没有什么关系了。
当然，有些宾馆、饭店的停车场在收取消费服务费用之外又专门收取停车费的，或者有的设有专人无偿看管，但车主又给了看管人“小费”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消费服务合同之外又成了一个有偿的车辆保管合同，当车辆发生毁损、灭失时，服务方就应当承担有偿保管人的法律责任了。
参考文献：
[1]刘立峰：对停车场机动车丢失的民事责任分析，《法学杂志》2004年第一期P59—60页
[2]梁书文：保管合同，《合同法讲座》，国家法官学院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454—472页。
[3]梁宇、李海荣：免费停车无故丢失，一顾客状告宾馆终获赔偿，《法制文萃报》2004年5月6日第6版
[4]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3页


作 者：付建国，1980年8月3日出生，安徽宿州市人，虎林市人民法院；
通讯地址：虎林市人民法院；
电子邮箱：fujianguo2008@yahoo.com.cn；
通讯方式： 13946880003

作 者：付建国，1980年8月3日出生，安徽宿州市人，虎林市人民法院书记员；
通讯地址：虎林市人民法院；
电子邮箱：fujianguo2008@yahoo.com.cn；
通讯方式： 1394688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