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
---兼论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修改建议
颜文俊
内容提要：告知义务制度对于保险合同的缔结扮演重要角色。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了保险告知义务制度。但现行《保险法》对于告知人范围、告知方式、告知事项范围、违反的主观要件及后果等方面的规定并不尽如人意。本文试对保险告知义务制度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关的修改建议。
关键词： 告知义务
引言：
保险人作为集中危险和管理危险之人，为维护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人需排除不良危险。而保险标的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保险人无法对承保标的进行全面了解，投保人作为利害关系者则通常知之甚详。为了使保险人能够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就合同的缔结做出意思表示，投保人负有提供与合同缔结相关的一定信息义务，以求合同的实质自由。如果投保人对缔约的信息告知不充分、不真实，则势必影响保险人对事实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所达成的合意肯定有失公平。因此告知义务制度对于保险合同的缔结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保险法》第17条建立了告知义务制度：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告知义务制度在告知人范围、告知方式、告知事项范围、违反的主观要件及后果等方面的规定都存在缺陷。本文将针对这几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一、 告知人范围
保险合同和一般合同相比较而言，较为复杂。除保险人与投保人这一合同当事人外，还有合同关系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以及合同辅助人——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一般来说，投保人恒为告知义务人，但被保险人是否为告知义务人，各国立法例不尽一致。《瑞士保险合同法》第4条，《法国保险合同法》第15条均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虽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但第79条第一项又规定：“依本法各条之规定，若要保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具有重大之法意义者，于为他人利益之保险时，被保险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亦为考量之因素。”此外，在生命保障章中第161条及以外伤害险中第179条第4项均有类似的规定。换言之，《德国保险契约法》中有关“要保人”之用语，基于第79条之规定，有可能同时并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日本商法典》对“损失保险”的告知义务人规定为“投保人”；而对“生命保险”的告知义务人则规定为“被保险人”。《韩国商法典》第651条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我国《保险法》17条规定仅“投保人”负告知义务。
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一人，那么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应无问题，但若两者不一致，被保险人是否负保险义务则成为问题。笔者认为被保险人应负告知义务。因为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通常即为被保险人，如果两者不为同一人，被保险人作为财产标的所有权人或权利人，对标的物的状况了解最为详细；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人时，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的客体，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了解最为透彻。因此不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被保险人应当负告知义务。
二、 告知方式
关于告知的方式，学说及其立法例上有“询问主义”和“自动申告主义”之分。“询问主义”是指投保人仅就保险人所询问的，且以对于危险估计有关系的事实，据实告知于保险人，至于询问以外的事项，虽有重要性，投保人亦不负告知义务。 “自动申告主义”是指投保人应为告知事项，不问自己确知与否，皆须尽量告知保险人，并须与客观存在的真实事项相符，以便保险人据其告知，以为估计危险之标准，从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不以保险人书面询问之重要事项为限，对于未为书面询问之重要事项亦负有告知的义务。 我国目前《保险法》第17条采用了“询问主义”。
学者多认为，“询问主义”或者“自动申告主义”的采行，与一国国民对保险的认知程度有关。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以采“询问主义”为宜。 由于在“自动申告主义”中保险人没有询问义务，被保险人要自己确定哪些事实重要，在重要事实认定方面承担过失责任。而鉴于要判断投保人应告知的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或重要事实时，必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内容或目的的客观地以保险技术之观点加以评判 ，对于不具有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显然要其承担恰当而准确的判断责任是勉为其难的。保险人作为负责集中和管理风险的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承担确认告知义务人所要告知的内容范围的责任。就我国保险也发展现状和国民保险认知程度而言，确定“询问主义”无疑是较为妥当的。
我国《保险法》虽然确定了投保人根据保险人的询问履行告知义务而不负自动申告义务，但就询问的方式究竟为口头还是书面的，未作任何规定。在保险实务上均在投保申请书中，特设告知栏，或在申请书外另定告知书，栏内或书中以书面记载一定的问题，要求投保人据实回答，即所谓“询问表”制度。《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8条第1项规定：“保险人依明了且以书面之询问有疑义时，推定为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虽无明文规定询问表的效力，但解释上应认为询问表记载的事实，推定其是保险人询问的内容。
三、 告知事项范围
关于告知事项的范围，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确立“重要事实”之范畴和规则后，被其他国家保险立法所仿效，只要是重要事项皆须告知，并把“重要事实”定义为“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保的每一情况”。我国《保险法》没有明文规定“重要事实”的概念，而是从保险人询问的角度来界定事实的重要性判断标准，即保险人询问的事实都假定为重要事实，告知义务人应当如实回答询问的问题。
保险人作为危害承担者是决定是否承担危险或以什么样的条件承担危险的最佳判断者，让保险人负担相应的注意义务以决定哪些事实需要核实，是合理的制度选择，这也符合告知义务人仅仅承担协助保险人收集信息的告之义务制度的最初目的。如果让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负担那些用以判断对保险人来说哪些事实重要的交易注意，对保险外行、商业外行来说无疑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认为保险人询问的每一个事实都是重要的事实，那样同样不合理。因为，保险人为了降低自己负担判断哪些事实重要的注意义务的可能的风险，会尽可能扩大询问的范围，询问一些与保险危险评估来说没有实质联系的问题，只要义务人的回答有所偏差，保险人就可以以此抗辩，来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所以，应当对询问都重要的假定加以适当的限制。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规定何为重要事实时，加入了一个“谨慎保险人”的概念。对于一个谨慎的保险人来说，如果某一事实存在会影响到他对风险的推测，那么这一事实就是重要事实。 根据英国有关保险判例，所谓谨慎保险人是指与当时市场上其他保险人具有相同的知识、经验的保险人。这是一个拟制的客观标准，它是根据有关保险行业中整体上一般的知识水平、习惯做法、经验等确立的抽象保险人标准。 笔者建议我国《保险法》第17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引入“谨慎保险人”这一标准。这样使告知义务的履行标准确定，有利于公平合理保护被保险人权益。此外，“谨慎保险人”认为的应当告知的内容，囿于其范围之广泛及立法技术之限制，则无法一一于立法条文中列出，在各国立法例中概不例外。 我们可以借鉴目前国外现代保险经营中的做法，保险监督机关基于准司法的地位，对各类保险聘请专家拟定询问准则以便保险人遵循此准则询问投保人。而由专家拟定的询问准则即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需要告知的重要事实。各保险公司可另外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告知其他事实，但不视为重要事实。
四、 违反的主观要件与法律后果
依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类。过失与故意两者的法律性质迥然，法律后果不同。故意是指投保人就其告知义务范围内的事项，明知其情形，而故意不为告知或虚构事实诱导保险人。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者，说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有欺诈行为，此时保险合同的性质属民法上因欺诈所订立的合同，保险人可行使解除权而使合同自始无效，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应视为是对投保人缔约过失的一种经济惩罚，不适用民法上有关解除合同恢复原状的规定。过失是指投保人就其告知义务范围内的事实，知悉或应该知悉其情况，但因过失而未能告知。 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可能是因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有关知识了解不够，或者不能正确理解“重要事项”的内容，或者是因为马虎未能知悉保险标的的相关信息。因此，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不能看作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法》第17条还规定了故意与过失违反之间不同的重要性判断标准，一切故意违反的没有如实回答询问的，都构成违反；对于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只有那些“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才构成违反。我国《保险法》对违反构成主观要件的规定有明显缺陷。《保险法》规定的主观要件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不实告知违反义务不容质疑，而过失要件则有失偏颇。《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1项，以恶意为主观要件；《法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第1项，以故意为主观要件。即使规定过失为主观要件的日本法也仅仅采用重大过失说。《日本商法》第644条第1项及第678条第1项，都规定告知违反的恶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因为对于没有丰富的保险知识，甚至缺乏保险知识的投保人来说，一般过失与轻微过失就构成义务违反，无疑是对他们施加过高的交易注意要求，所以“重大过失”足矣。本文“重大过失”指的是对于保险人基于谨慎保险人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出的重要事实告知事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予告知或错误告知。如果未告知非因义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保险人无法证明义务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保险人就没有权利解除合同。虽然我国《保险法》中有关过失主观要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因果关系要件的“严重影响”规则进行了功能上的弥补，但“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的规定既过于笼统又将标准交由保险人决定，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护不力。我国《保险法》应规定只有故意与重大过失才构成义务违反，对于一般过失与轻微过失而未为告知的，可以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41条、《法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规定，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但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不同意，保险人可以终止合同；事故发生后可以按比例减少保险金支付额。
五、 修改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对《保险法》第17条提出修改建议，相应的法律条文修改如下：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部门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部门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问题的复函
1991年10月16日，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新法行〔1991〕35号《关于国务院几个部、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之间不一致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皮山县供销社不服皮山县税务局行政处罚一案，法院应适用当事人行为发生时生效的法律规范进行处理。从你院请示报告中所反映的该案的基本情况看，1988年3月至5月间皮山县供销社实施转移收购棉花的升溢款的行为时，生效的法律文件只有商业部（1986）商棉字第1号《关于棉花收购、加工盈亏问题的批复》。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纺织部（1990）价检字250号文件，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当时均未生效。因此，该案不存在国务院几个部、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之间不一致的问题，请你院依照该案的具体情况自行处理。
此复
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国务院几个部、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之间不一致的几个问题的请示 新法行〔1991〕3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区和田地区中级法院在审理皮山县供销社不服皮山县税务局行政处罚的案件中，涉及如何处理棉花收购过程中发生的升溢款的问题，国家税务局、商业部和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各自制定的规章对如何处理棉花升溢款的规定不一致，规章之间互相冲突，致使审理该案时不好参照适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案简要案情
1988年3至5月间，皮山县供销社在调拨1987年度棉花时，将1700余担棉花的升溢款计320000余元未记入棉花购销帐，而是用银行托收的方式将这笔款转移到供销社下属的土产公司、榨油厂和棉麻公司3个单位。1989年5月，皮山县进行财务、税务、物价大检查时，查出皮山县供销社隐瞒、转移的320000余元后，皮山县人民政府对该供销社进行了通报批评，并按违纪行为将该款作没收处理，上缴县财政。1989年7月，由和田地委纪检委牵头，地区6个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对皮山县供销社隐瞒、转移320000余元的问题进行了查证，工作组认为供销社的这一行为属于偷税行为。同年8月，皮山县税务局按地区工作组的通知及地区税务局的批示，对皮山县供销社作出补交应纳税款178481．08元，罚款35696．22元的处罚决定。并对直接责任人员该供销社主任张应锁罚款500元，对会计股长何有来罚款250元。皮山县供销社不服税务行政处罚，依税法规定申请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检察机关又根据地区工作组的意见将该案作为偷税案件立案侦查（至今尚无处理结果）。
另外，1990年12月，和田地区物价检查所对该地区6县1市的9个棉花经营单位1988年度收购棉花过程中发生的升溢款90万余元，根据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和《价格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没收，上缴地区财政。策勒、洛浦等县税务局对物价检查所的决定提出异议，认为对棉花升溢款的处理应执行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数家棉花经营单位也要求执行国家税务局的文件，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上述案件涉及的有关规章的内容
上述两类案件的实质是对棉花收购过程中发生的升溢款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税收法规和物价法规均未作具体规定，而税收规章和物价规章对此问题却各自作了不同的规定，相互冲突。
对棉花升溢款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有关规定的规章有：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商业部（1986）商棉字第1号批复；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和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纺织部（1990）价检字250号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商业部（86）商棉字第1号给河北省供销合作联合社的批复中规定：“对基层检验环节的技术考核，按收购棉花的总金额计算，盈亏相抵后净盈或净亏不能超过0．3％。在规定幅度以内的，视为执行价格政策正常。凡有帐可查、有户可找的升溢部分应退还给棉农，亏损部分也应向棉农收回。升溢部分超过3‰无法退还的部分要挂帐，留待下年抵补亏损用。如果下一年度仍有升溢，应将上年的升溢报告当地政府，作为供销社用于棉花生产的支农资金，不能挪作他用”。
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规定：“按收购棉花总金额计算，盈亏相抵后，净盈或净亏的幅度最高不超过5‰。超过允差幅度的净盈金额，应退还给棉农”。“无法退还农民或用户的非法所得，统一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
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纺织部（1990）价检字250号文件规定：“经济盈亏：按收购棉花总金额计算，盈亏相抵后，净盈或净亏的幅度最高不超过3‰。超过以上幅度的，视为抬级、抬秤或压级、压秤收购”。“对压级、压价收购的，应责令其将非法所得退还给棉农，并按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七条进行处罚。”“无法退还农民、经营单位或用户的非法所得，统一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
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规定：“对直接从事棉花收购工作的基层收棉站，其棉花收购的溢余收入，如有帐可查有户可找的，应在纳税年度内及时地退还给棉农。在退还棉农之前，应通过帐户如实核算，待退还后再行调帐。如果有些基层收棉站的棉花收购的溢余收入，无法退还给棉农或不退还给棉农的，应全部并入企业的利润照章纳税”，“对县及县以上棉麻企业取得的棉花溢余收入，应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
三、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的主要问题
（一）对棉花升溢款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不同
商业部的批复对棉花升溢款只规定应退还给棉农，无法退还的部分要挂帐，留待下年抵补亏损使用，既未规定升溢款应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也未规定应作为非法所得收缴国库；国家物价局1988年的规章把棉花经营单位的盈利额限制在5‰以下（1990年的规章为3‰以下），超过部分应退还棉农，无法退还的则视为非法所得，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而国家税务局的规章则规定基层收棉站的棉花收购的溢余收入，无法退还给棉农的，可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对县及县以上棉麻企业的棉花溢余收入，可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这实际上把这部分溢余收入变成了企业的合法收入，除纳税外，剩余部分可归企业所有。同样是棉花溢余收入，物价规章规定为非法所得，而税收规章规定可并入企业利润除纳税外，归企业所有，物价规章与税收规章关于对棉花升溢款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的规定是相互矛盾的。
（二）对棉花经营企业的分类与政策不同
商业部的批复和国家物价局的规章对棉花经营企业未进行分类，其政策是统一的，而税务局的规章则把棉花经营企业分为两类，实行不同的政策；一类是基层收棉站，收购棉花的溢余款可退还棉农，无法退还的可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另一类是县以上棉麻企业，棉花溢余收入可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我区大部分地区是由县棉麻公司直接经营的，基层收棉站仅行使代购职能，无棉花经营权，所以税收规章的这一规定与我区实际情况不符。
（三）税收规章与物价规章实施后的社会效果不同
棉花经营企业都愿意执行税收规章，因为除纳税外，其棉花收购溢余收入的剩余部分可归企业所有，变为合法收入；棉花经营企业不愿意执行物价规章，因为该规章规定无法退还给棉农的溢余收入为非法所得，要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
四、关于规章的效力问题
商业部1986年的批复在1988年度内是否仍然有效，如果有效，对棉花升溢款的处理是应适用商业部的批复精神，还是应适用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的（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的规定？国家税务局1990年的规定对1988年发生并已作出行政处理的棉花收购升溢款的处理是否具有溯及力？
由于国家税务局的规章和国家物价局的规章对棉花收购中发生的升溢款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的规定相互矛盾，这就给因棉花升溢款而形成的税务行政案件和物价行政案件的审理增加了困难，在审理这两类案件中无法参照适用有关规章，而有关法规对此问题又未作具体规定，所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或依法送请国务院裁决，以作出统一的规定。
以上请示请批复。
1991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