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作者 龙波
一、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含义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 [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 [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 [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 [4] 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 [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 [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 [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 [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 [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 [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 [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12]
（五）其他方法
如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犯罪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赔偿的案件，如爆炸案、投毒案等）。赋予应受赔偿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先行给付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对价值较大的犯罪工具执法机关处理后再给予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保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于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也具有深刻意义，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阐述。
总之，只有真正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问题，才能使犯罪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确实保护，才能使其对国家和法律充满信心，继续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才能真正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⑴ 刘东根著：《刑事损害赔偿研究》[ 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
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 M ]，法律出版社，1997年。
⑶ [ 意 ] 加罗法洛著：《犯罪学》[ M ]，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⑷ 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 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⑸ [ 德 ] 汉斯•施奈德著：《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 M ]，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⑹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M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⑺ 力康泰、韩玉胜著：《刑事执行法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⑻ 李政、杨惠玲：《从“执行难”透视执行立法程序之不足》[ J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8期。
⑼ 林榕，《执行难的成因及其相应对策》[ J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2003年4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号发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保护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含义)
本办法所称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是指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为保护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崇明东滩划定一定区域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批准在崇明东滩划定的特殊保护区域，对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予以特殊的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保护区的规划、建设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
第四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农林局（以下简称市农林局）会同崇明县人民政府负责保护区规划的编制、保护区的建设及相关管理活动。市农林局所属的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工作。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负责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对保护区环境保护实施指导和监督检查。
本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保护区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保护原则）
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应当以保护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宗旨，实行科学规划、分区控制、动态保护，并妥善处理好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
第六条(保护区规划)
市农林局应当根据鸟类资源、自然环境状况和保护的需要，会同崇明县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编制保护区建设和发展规划，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规划部门平衡后，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保护区管理处应当制定与鸟类资源和自然环境保护有关的保护区年度控制计划，报市农林局批准后实施，并报市环保局备案。
第七条(保护区功能区域的划分)
根据鸟类栖息地管理的不同要求，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个功能区域。
临海人工围堤以外的海三棱藨草带、盐渍藻类光泥滩以及吴淞高程零米线外侧一定水域，为白头鹤、小天鹅等珍禽以及迁徙水鸟集聚及其赖以生存的天然湿地，划为核心区。
临海人工围堤至海三棱藨草带内侧的一定区域，为迁徙鸟类经常觅食和活动区域，划为缓冲区。
保护区内除核心区、缓冲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划为实验区。
第八条(保护区及区内功能区域范围的调整)
保护区及区内功能区域范围的调整，应当根据滩涂淤涨和植被演替等造成鸟类栖息地变化的实际情况，由市农林局会同崇明县政府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方案，经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由市环保局进行协调，提出审批建议，报市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布。
第九条(界标的设置)
市农林局应当按照市政府批准并公布的保护区及区内功能区域范围，在保护区内各功能区域边界的显著位置，设置区域界标。
第十条(保护区生产活动和设施的管理)
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生产设施。已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应当低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十一条（进入保护区的人员控制）
核心区、缓冲区的人员进入，实行数量控制。
每年9月至翌年4月的鸟类迁徙高峰期，保护区管理处对核心区、缓冲区采取封区管理措施，除科研人员和必需进入的相关管理人员外，禁止任何人员进入核心区和缓冲区。
保护区管理处应当根据批准的年度控制计划，确定鸟类迁徙高峰期和非迁徙高峰期每日进入核心区、缓冲区的人员数量，报市农林局批准后，于每年8月上旬公布。
第十二条（进入保护区进行科研教学活动的管理）
凡需在核心区内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或者在缓冲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区管理处提交书面申请；境外组织或者个人进入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的，应当向市农林局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预定活动的时间、内容、规模、人数、范围及使用的相关设备等；
（三）计划捕捉动物或者采集动物标本的名称、数量。
市农林局或者保护区管理处按照规定受理申请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经审批同意的，发给《保护区通行证》，其中涉及捕捉动物或者采集动物标本的，还应当发给相应的狩猎或者采集证件；不同意的，应当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
保护区管理处认为申请者开展的科研活动对鸟类资源保护有价值的，可以与申请者签订相关协议，约定科研成果的归属及使用等事项。
第十三条（禁止行为）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保护区内从事下列行为：
（一）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核心区、缓冲区；
（二）采用投毒、网捕、射杀等方式猎捕鸟类，或者携带猎捕鸟类工具进入保护区；
（三）破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保护区标志物及保护设施；
（四）引入对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物种；
（五）其他损害自然环境的活动。
第十四条（非常状态下的进入）
因防汛抗灾或者灾害性天气影响紧急避险等进入保护区的，应当遵守保护区的各项规定。相关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退出保护区。
第十五条（治安管理）
保护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在保护区设置公安派出机构，维护保护区内的治安秩序。
第十六条（经费）
保护区的经费，来源于以下渠道：
（一）财政拨给的专项资金；
（二）接受的国内外组织或者个人的捐赠；
（三）国家允许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十七条（表彰和奖励）
对在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八条(超标排污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实验区内建设的项目设施，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由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损坏标志物或者保护设施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保护区标志物及保护设施的，由保护区管理处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可根据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猎捕鸟类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保护区内采用投毒、网捕或者射杀等方式猎捕鸟类的，由保护区管理处没收猎获物、狩猎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于猎获物价值8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处以猎获物价值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破坏自然资源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进入核心区、缓冲区或者从事其他可能影响鸟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活动的，由保护区管理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保护区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由保护区管理处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可处以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