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48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01年3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1年3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
（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合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将第六条第四款修改为：“合营企业职工的录用、辞退、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应当依法通过订立合同加以规定。”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合营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合营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四、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第四款修改为：“合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
五、删去第九条第一款。
六、将第九条改为第十条，原第九条第二款改为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合营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
七、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合营各方没有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的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删去第十五条中“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二次修正）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根据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
第二条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合营者按照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协议、合同、章程在合营企业的投资、应分得的利润和其它合法权益。
合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三条 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合营企业经批准后，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开始营业。
第四条 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合营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
合营者的注册资本如果转让必须经合营各方同意。
第五条 合营企业各方可以现金、实物、工业产权等进行投资。
外国合营者作为投资的技术和设备，必须确实是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如果有意以落后的技术和设备进行欺骗，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
上述各项投资应在合营企业的合同和章程中加以规定，其价格(场地除外)由合营各方评议商定。
第六条 合营企业设董事会，其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协商，在合同、章程中确定，并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董事会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合营企业的重大问题。
董事会的职权是按合营企业章程规定，讨论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方案、收支预算、利润分配、劳动工资计划、停业，以及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审计师的任命或聘请及其职权和待遇等。
正副总经理(或正副厂长)由合营各方分别担任。
合营企业职工的录用、辞退、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应当依法通过订立合同加以规定。
第七条 合营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合营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第八条 合营企业获得的毛利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缴纳合营企业所得税后，扣除合营企业章程规定的储备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
合营企业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
外国合营者将分得的净利润用于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时，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
第九条 合营企业应凭营业执照在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允许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开立外汇帐户。
合营企业的有关外汇事宜，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办理。
合营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可直接向外国银行筹措资金。
合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
第十条 合营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
鼓励合营企业向中国境外销售产品。出口产品可由合营企业直接或与其有关的委托机构向国外市场出售，也可通过中国的外贸机构出售。合营企业产品也可在中国市场销售。
合营企业需要时可在中国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第十一条 外国合营者在履行法律和协议、合同规定的义务后分得的净利润，在合营企业期满或者中止时所分得的资金以及其它资金，可按合营企业合同规定的货币，按外汇管理条例汇往国外。
鼓励外国合营者将可汇出的外汇存入中国银行。
第十二条 合营企业的外籍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它正当收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可按外汇管理条例汇往国外。
第十三条 合营企业的合营期限，按不同行业、不同情况，作不同的约定。有的行业的合营企业，应当约定合营期限；有的行业的合营企业，可以约定合营期限，也可以不约定合营期限。约定合营期限的合营企业，合营各方同意延长合营期限的，应在距合营期满六个月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机关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
第十四条 合营企业如发生严重亏损、一方不履行合同和章程规定的义务、不可抗力等，经合营各方协商同意，报请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可终止合同。如果因违反合同而造成损失的，应由违反合同的一方承担经济责任。
第十五条 合营各方发生纠纷，董事会不能协商解决时，由中国仲裁机构进行调解或仲裁，也可由合营各方协议在其它仲裁机构仲裁。
合营各方没有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的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心灵的撞击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冲突
杜海军
【内容提要】该文作者没有从大家惯常的角度着手论述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及法官职业道德，而是别出心裁地从两者的冲突着手，勾画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的道德的冲突与解决办法，从而指出了法官职业道德也应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以与现代司法理念相融合，从而相互作用共同对法官的判案产生深远影响。
一、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碰撞
（一）司法理念的内在性与职业道德的外在性的冲突，有时使案件走向摇摆不定。
现代司法理念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的观念，它存在于法官的思维中，并在法官处理案件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则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康德明确将道德的特征归结为“内在性”，而与法律规范的“外在性”相对立。但现代分析法学家哈特指出，用外在性和内在性作为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他认为道德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成的员“重大社会压力”。②虽然哈特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有其明显不足，但他认为道德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则无疑是正确的。法官职业道德则上升到规范角度，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称为“基本准则”，使道德的范畴赋予了外在性的拘束力。从道德角度来讲，法官不仅讲究基本准则中规定的义务，更会考虑现实社会对他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所以判处案件时就不得不讲求社会效果，追求社会效果事实上成为法官的终极。现在有目共睹的事实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某某法院办案、某某法官办案讲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代司法理念，讲求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这是个大的方向，随之法官判案时，就应严格法律程序，遵照实体法做出判决，在这个时候，法官应该独立于社会，不能受媒体、社会舆论的左右。英国有个谚语“神与法官不可交”，这也表明，法官的超脱地位。因此，现化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外在性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二）司法理念的法律真实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客观真实的冲突，有时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二难选择。
现代司法理念，讲求法律真实。2003年3月26日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指出，在我国各级法院法官的头脑中，已初步树立了三种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就有“初步树立了法律真实的观念，按照传统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处理案件无限度的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忽视了审判规律”。在法律真实中，同时应该树立程序意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证据都有举证期限，若不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后果就是证据失权，人民法院不会采纳。这时，人民法院根据程序所获得的有证明力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但为了保证法院及时有序地审理案件，督促当事人及时合法的行使权利，这样规定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法官职业道德对法官公正执法提出了要求，即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公正，基于道德主要体现为法官的内心良知，所以法官判案时更多的是会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又产生了冲突。
（三）司法理念中的协商性司法与法官职业道德中的责、权利、义务相适应的冲突，有时会对垒于法官的思维之中。
协商性司法，古已有之。中国现代“马锡五式审判方式”则为中国司法调解注入了更大的生机。现代司法理念，强调权利为本，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协商性司法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则不可遏制。协商性司法的价值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通过协商对话来调解纠纷，在民事审判中我们称之谓调解制度。2003年1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案件的若干规定》则在第十四条规定一些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制度。③2002年，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④则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刑事司法领域是否会将这一尝试作为一种制度加以规定并普及我们不去考究，但是，这一案件的出现，也凸现了中国司法实践领域对协商性司法的热衷。法官职业道德则强调法官的义务，对当事人而言则秉承责、权利、义务相适应这一传统司法理念。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会常常遇到当事人为了及时解决纠纷或者一些现实利益，而宁愿去接受对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这时，作为法官，对于这种交易，在决定是否采纳的同时，是自己道德对这种行为过滤的过程 ，这种不合理的协议，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心理会产生激烈的撞击。
二、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冲突之解决
（一） 修德与遵法
“百行德为首”，作为社会的司法者法官来说，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曾撰文《判决是经过法官道德过滤后的法律》，该文对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及构建法官道德体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判决与法官的职业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不得而知。法官职业道德体现为公正、效率、廉洁、文明。在法官职业道德中，也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于提高法官职业道德，构画出了中国未来法官的良好风范，其间也昭示了许多的先进司法理念。可见，法官职业道德与现代司法理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得益彰的，因此，修德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升司法理念，促进理性司法的过程。作为现代司法理念，它都会通过某项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加以确认或得以体现，因此，司法者遵法尤为重要，这即是司法者具有现代司法理念的一种外在表现，又是司法者具有良好德行的昭示。在遇有两者产生冲突时，遵守法律办案，摒弃自己的感情因素及道德的影响，是树立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冶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便难免有感情。……那么，这就的确应该让最好的人为立法施令的统治者，但是在这样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⑤这句话虽是他在讨论法治与人治中的一段精彩描述，但是这段话却说明，人是有感情的，会感情用事，而法律则不同，它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对于法官处理案件时也有很大帮助。法官职业道德，它首先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内在的可以变化的情感因素，因此，每一位法官都不能保证通过自己的道德、感情所得出的结论会优于通过法律得出的结论，因此，遵法行事，是确保实现正义的最重要的前提。
（二）独立与居中
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在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没有规定法官独立，但毋容置疑，法院的独立体现在法官的独立，没有法官的独立，法院独立只是一句空话。这就需在体制上为法官独立创造条件。法官司法，经常受到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及人民团体的干涉，这如果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实行法官独立，则公正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绝非难事。但法官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左右，这种社会压力，会使法官道德的筹码产生倾斜，法官的道德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就会出现，这种矛盾，却非常棘手。法官虽然独立，但他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每一位法官都会感受到，不管这种压力是否倾向于受害者，这都会对法官公正执法产生影响。刚才所说的修德，其主要目的也就是让法官的道德的天平尽量保持平衡，但即使德行再高的人，外界社会的压力都会使其深思如何行为才符合“有德”，使法官对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进行检讨，而重新调整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这样，法官会自觉不自觉的将天平的筹码加到了社会舆论这一边，认为这才是符合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但这却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与居中裁判格格不入，此种情况下，抛弃感情因素，扔掉以道德评价案件的法杖，居中裁判才会落到实处。
（三）目的与妥协
司法是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法律规则是有一定的目的可循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美国现代法学家富勒也指出：“法律规定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一个或一些目的。”⑥与此同时，他指出了法律目的性在法律解释时的重要性。他举例证明了他的观点。“禁止车辆进入公园”，如果按照字面解释，一个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卡车作为纪念品安放在公园里无疑是违反了这条法律。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园里行人安全和保持安静，那么，此人便毫无过失。⑦不管两位法学家对法律目的作了如何阐述，但我们法官在司法中，对于现代司法理念与职业道德冲突引起的困惑，完全可以通过探究法律的目的性来得到较好的处理。比如，在协商性司法与责、权利、义务相适应发生冲突时，我们法官就应该考虑，我们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这时困扰我们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法律的目的之一既然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方或者双方的妥协，这种妥协，也是建立的有一定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我并不是利益主义的鼓吹者，但利益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却深表支持。既然当事人已达成协议，我们法官也应做出相应妥协，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我们就不必强迫当事人必须怎样行事，这也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一种处分而已。目的性研究，否定法官以社会评价作为目的是否实现的依据，否则，就会走上任由社会舆论摆布，不能独立居中裁判的老路。这种协商性司法的出现会招人异议，司法正义还存在吗？我认为，并不能据此认定司法正义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这种协商为司法正义的实现留下的更大的空间。司法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处分原则，权利本位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尊重，正义的实现就是当事人权利的行使过程。
（四）价值与让位
司法的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立的“公正与效率”主题可窥一斑。公正体现为正义的追求，效率则在程序中得以体现，也是正义的一种表现。现代司法改革，即要实现司法公正，又要追求效率，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对正义的追求，是建立在法院按程序办事，在期限内及时审结之上的。比如说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冲突，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正与效率、程序之间的矛盾。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并不是无限度地去寻求客观真实，这在许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程序上的公正，却能很容易掌握。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及两大关于证据的解释，⑧都体现了追求程序正义。当我们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运用正当程序所得的结论是不是客观事实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为了寻求客观真实而牺牲了多少宝贵的财富，包括法院的人力、物力、时间，也包括当事人的人力、物力、时间，最终还是有许多许多案件达到完全的客观真实。这时我们就会反思我们的作为，要得出这种理想主义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遥不可及的，并且是不可预知的，到底怎么样才会是司法的最大价值？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让正义成为一个让世人一看就知的公正，就得依程序办事，坚定以合法程序得出的判决就是合法判决的理念。这时就要对程序的价值进行分析，程序的公正也是一种正义，是通过审判客观规律所反映的正义，是以损失较小的公正（这种较小的公正时常是不可及的，如客观真实）而获取更大的公正（树立裁判权威意识，让公众依法行事），这时，根据价值判断，我们就会择其一而行，价值小的公正就得让位于价值大的公正。
①见尹忠显主编《法官职业道德概论》13页。
②郭道晖《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很简易程序审理民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开庭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④见郭毅，王晓燕：“国内辩诉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2002年4月19日。该案详情如下：被害人王玉杰与被告人孟广虎国车辆争道而发生争吵，后被告人孟广虎及同伙将被害人王玉杰打成重伤。案发15个月内，因公安机关未能抓到与孟广虎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故无法判断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为了尽快了结本案，经公诉机关与辩护人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开庭仅用了25分钟。
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8页。
⑥富勒：《本世纪中叶的美国法律哲学》。
⑦富勒：《实证主义的忠实于法律》，载于《哈佛法律评论》1958年第71卷，第630页。
⑧二大关于证据的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