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３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以下简称“缔约双方”）在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惩治犯罪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的义务
缔约双方有义务按照本条约的规定，根据请求相互引渡在本国境内的人员，以便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罚。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就本条约而言，可引渡的犯罪是指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并可处至少一年有期徒刑。
二、在前款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对旨在执行刑罚而提出的引渡请求，只有在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执行的刑期至少为六个月时，才可予以引渡。
三、在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时，不应因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将该行为归入同类犯罪或使用同一罪名而产生影响。
四、如果引渡请求涉及两个以上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可处罚的犯罪，只要其中有一项犯罪符合第一、二款规定的有关刑罚期限的条件，也可因这些犯罪引渡该人。
五、就财税犯罪而言，被请求方不得以其法律未规定与请求方法律同类的捐税或关税，或者无同样的有关捐税、关税、海关或货币汇兑的法规为由拒绝引渡。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引渡人为被请求方的国民；
（二）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方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属于政治性质的犯罪；
（三）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方提出的引渡请求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因其种族、宗教、国藉、政治见解等原因而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将会因上述原因受到损害；
（四）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只是军事性质的犯罪，而根据普通刑法不构成犯罪；
（五）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法律，被请求引渡人获得了追究和审判豁免权，或根据包括时效或赦免的法律，获得了免予刑罚的豁免权；
（六）在收到引渡请求前，被请求方已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提起诉讼、作出终审判决或终止诉讼。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根据请求方法律，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全部或部分发生在其境内或发生在被认为是其境内的地方；
（二）犯罪发生在请求方境外，并且被请求方的法律不允许对其境外的这种犯罪进行刑事诉讼；
（三）如果同意引渡将与被请求方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五条 依法进行刑事诉讼的义务
一、根据本条约第三条第（一）项和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理由拒绝引渡时，如果引渡请求涉及的行为按照被请求方法律构成犯罪，则根据请求方的请求，被请求方应将其移交主管司法机关以便追究刑事责任。
二、请求应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文件和证据。
三、被请求方应及时向请求方通知审判结果。
第六条 联系途径
为实施本条约，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但本条约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七条 语文
在执行本条约时，缔约双方应使用本国官方文字并附有对方的官方文字或英文译文。
第八条 引渡请求及所附文件
一、引渡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载明下列内容：
（一）请求机构的名称；
（二）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国藉以及其他已知的与其身份有关的情况及其居所；
（三）关于犯罪事实的说明，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以及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失；
（四）关于认定犯罪及该项犯罪所处刑罚的法律规定。
二、引渡请求应附下列材料：
（一）如有可能，有关被请求引渡人特征的材料，包括照片、指纹及任何能证明其身份、国藉和居所的其他材料；
（二）有关物质损失的材料以及任何物质损失的性质、数量及重要性的说明；
（三）有关法律条文的副本或说明，包括认定犯罪、所处刑罚和追诉时效的法律规定。
三、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提起诉讼而提出的引渡请求，还应附有请求方主管机关签发的逮捕证原件或副本或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
四、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执行刑罚而提出的引渡请求，还应附有请求方法院终局判决书的原件或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以及关于未服刑期的说明。
五、引渡请求所附文件均应经主管机关正式盖章，无须认证。
第九条 补充材料
被请求方如果认为引渡请求所附材料不够充分，可以要求请求方在六十天内提交补充材料。经请求方的合理要求，这一期限还可延长十五天。如果请求方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应视为自动放弃请求，已被羁押的被请求引渡人应予释放，但不妨碍请求就同一犯罪再次提出引渡请求。
第十条 为引渡而逮捕
收到引渡请求后，除根据本条约不能引渡的情形外，被请求方应立即逮捕被请求引渡人。
第十一条 临时逮捕
一、在紧急情况下，请求方可以请求被请求方在其收到引渡请求前临时逮捕准备请求引渡的人。此种请求可以书面形式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刑警组织途径以任何被请求方接受的通讯方式提出。
二、请求书应包括本条约第八条第一款的内容，并说明对该人已签发了逮捕证或已作出了刑事判决以及将尽快对该人提出引渡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将对该项请求的决定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请求方。
四、被请求方在对被请求引渡人逮捕后三十天内，如未收到本条约第八所指的引渡请求及文件，可释放临时被逮捕的人。上述期限可经请求方的合理要求延长十五天，但仅限一次。
五、如果请求方随后提交了引渡请求及文件，则对临时被逮捕人的释放不应影响对该人的重新逮捕和引渡。
第十二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被请求方应立即将其对引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部分或全部拒绝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说明理由。
三、如果同意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确定一个合理的移交期限，缔约双方应在该期限内商定移交被引渡人的时间、地点；同时，被请求方应告知请求方有关被请求引渡人已被拘留的时间。
四、如果请求方自商定执行引渡之日起十五天内不接收被引渡人，应被视为放弃该项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立即释放该人，并可拒绝请求方就同一犯罪对该人再次提出的引渡请求。
五、如果缔约一方因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执行引渡的期限内移交或接收被引渡人，该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缔约双方应重新商定移交被引渡人的有关事宜。
第十三条 暂缓移交和临时移交
一、如果被引渡人正在被请求方境内因请求引渡的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受审或服刑，被请求方可以暂缓移交该人，直至诉讼终结、服刑期满或提前释放，并应将此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前款规定的暂缓移交可能导致超过刑事追诉时效或难以对犯罪进行调查，被请求方可以根据请求方的请求，临时移交被引渡人。
三、请求方在完成有关诉讼行为后，应立即将被临时移交的人归还被请求方。
第十四条 重新引渡
如果被引渡人逃避刑事追诉、审判或执行刑罚，并自愿返回被请求方境内，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其再次引渡。在这种情况下，请求方无需提交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文件。
第十五条 数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如果包括请求方在内的数国对同一人就同一行为或不同行为提出引渡请求，被请求方有权决定将该人引渡给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被请求方在决定引渡时，应考虑各种情况，特别是有无条约关系、犯罪的严重性、犯罪行为地、提出请求的时间、被请求引渡人的国藉以及再引渡的可能性。
第十六条 特定原则
请求方不得对已移交的被引渡人在引渡前所犯的非准予引渡的罪行追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罚或限制其人身自由，也不得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被请求方同意。为此，请求方应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以书面方式提出请求，并附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文件和被引渡人陈述的法律记录。如请求引渡所涉及的罪行本身根据本条约应予引渡，则应予同意；
（二）被引渡人在刑事审判终结或刑罚执行完毕后三十天内可以自由离开请求方领土而未离开，或离开后又自愿返回。但被引渡人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时间不计算此期限。
第十七条 财物的移交
一、被请求方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请求方的请求向其移交已查获的被引渡人在据以引渡的犯罪中获得的财物和作为证据的财物。
二、在同意引渡后，如果因被引渡人死亡、逃脱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执行引渡，本条第一款所指的财物仍应予以移交。
三、如果被请求方需要将本条第一款所指的财物用作正在进行的其他刑事案件的证据，可以暂缓移交直至案件诉讼程序终结。在此情况下，被请求方应通知请求方。
四、被请求方或任何第三方对本条第一款所指财物的权利，应予保留。如果存在该项权利，则应在审判终结后尽快将该项财物无偿归还被请求方。
第十八条 过境
一、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缔约一方应允许缔约另一方从第三国引渡的人经过其领土。如果使用空运且未计划在缔约一方境内降落，则无需其同意。
二、过境请求应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以书面方式提出，并附本条约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文件。
三、根据本条约规定不应引渡的人，被请求方可以拒绝其过境。
第十九条 通报
请求方应向被请求方及时通报对被引渡人刑事诉讼、执行刑罚或者再引渡给第三国的情况。
第二十条 处理引渡请求适用的法律
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被请求方根据其本国法处理与引渡有关的请求。
第二十一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承担移交被引渡人之前在其境内因引渡所产生的费用。
二、与过境有关的费用由过境请求方负担。
第二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和适用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二十三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第二十四条 终止
一、本条约自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否则，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二、本条约的终止不应影响在本条约终止前已经开始的引渡程序。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罗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罗马尼亚代表
钱 其 琛 梅列什卡努
城市社区公力救济的匮乏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成为了人们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在城市社区更是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寻求公力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在社区纠纷矛盾方面，很多人却失望地发现寻求公权力并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一现象可称之为城市社区公力救济手段的匮乏。让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上海市北京路某弄的张某（女性，50多岁）与邻居倪某（男性，40多岁）因使用公用部位在厨房发生激烈争吵，倪某出拳击打张某，张某遂即拔打“110”报警，警察到场时打架已结束，看到现场仅有他们二人，张某确实受伤，但倪某不承认是自己的打的，纠纷发生过程中也没有其他人目击。警察给张某开出验伤单，张某去验伤其结果构不成轻伤，但医治费花去600多元。张某要求对方赔付，对方拒不承担责任；找派出所，警察认为没有证据能认定是倪某所打，无法处理，让其找街道调解；调解要双方自愿，倪某拒绝参加，遂调解不成；到法院咨询起诉，法官认为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对方责任，打官司也没用。张某不仅白白挨打，而且医药费也得不到赔偿，非常地不满和愤恨。
类似这样的案件并不是特例，社区内常有发生，受害人寻求公力救济的结果，通常是找了所有能找的部门，最终问题也不能解决，最后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选择以暴制暴，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当事人最后把怨恨都迁怒到政府头上，经常说“只有打死打伤了人，你们才管呀！”事情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民转刑案件占了刑事案件的一大部分。城市社区公力救济真的匮乏吗？
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目前城市公力救济的情况，对现代城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做一个实证的逻辑分析，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按一般法理，公力救济可分为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即是通过诉讼由法院审判来获得救济。行政救济对于民间纠纷而言主要是公安机关处理和司法行政机关调解。按照本案中当事人张某寻求救济的顺序，我们逐个来进行分析现有的公力救济手段：
第一个是公安机关，确切地说是派出所的救济。当事人碰到冲突性纠纷第一选择是拔打“110”报警，警察是最先接触纠纷的，如同本案。警察处理这种民间纠纷的操作路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对方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则可以进行调解，赔偿受害人；但大多数情况对方不承认打人或进行过其他损害，如同本案，这时如果受害人要求作笔录，警察则对双方作笔录（一方指认对方打人，对方认为自己没有打人的陈述分别予以记录，注意这样的笔录在证据上基本没有价值）；如果当事人有外伤，由派出所开出验伤单，受害人可以去验伤，去医院治疗，费用都由受害自己承担。按职责规定，至此警察的职能全部履行完毕。很明显，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救济——惩处加害人、赔付损失。很多受害人要求派出所做出纠纷责任认定（像交警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一样）也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派出所有这样的职责。当然如果构成轻伤及以上伤害就成为刑事案件，受害人获得公力救济属于例外的情形。
第二个是基层司法科（所）的救济。得不到赔付的受害人继续找派出所，派出所通常建议其到街道请求调解。虽然司法行政机关的调解事实上是行政调解，但适用是却是人民调解的规则，其性质处于模糊状态。而人民调解的原则之一就是调解要双方当事人自愿，受害人提出调解申请，司法助理员会去寻找受害人指认的加害人，此时加害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会拒绝参加调解。按规定，此时调解工作结束，一般会建议当事人寻求诉讼途径解决。受害人在司法行政机关这里也没得到救济。
第三个是法院的司法救济。对于这种邻里侵权纠纷，法院经常托辞不肯受理。在当事人递交起诉书坚持要起诉的情况下，法院受理后，处理结果通常有以下几种：（1）被告拒绝签收开庭通知书，甚至以某种方式威胁法院。对此情况，法官会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当事人撤诉，在法官的压力下，当事人往往选择撤诉。（2）被告出庭，但不承认自己有侵权行为，由于原告不能提供目击证人，法院可能会去调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所做笔录，但派出所笔录是各说各的，什么都证明不了。保守的法官一般会判原告败诉。（3）法庭依证据优势规则，判定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一般就是赔付医药费，但精神损失赔偿是得不到支持的。对于侵害事实持续存在的，如被告占用公用部位的案件，法庭比较容易判定要被告排除妨碍。但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被告基本上不会自觉履行法院判决，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但或者由于没有可执行标的或者原告提供不出被告的可执行财产，基本上都执行不下去，最终会不了了之。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所寻求的最后的公力救济途径——司法救济，其三种可能的结果，受害人同样都得不到赔付，更不要说惩罚加害人了。司法救济在处理民间纠纷上是无效的。
一般说来，公力救济途径至此已经结束。但在城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受害人在寻求完所有公力救济途径或者某一个救济手段后得不到救济时还可以信访，特别是上访。但受害人通常也得不到实际的救济，除非是那种时间、精力、钱财都非常充裕而且韧性很强的当事人才有可能获得的。寻求公力救济的过程中，当事人需要花费精力和钱财就不必说了，单是走完这些程序也需要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有多少当事人能耗得起，大部分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实证分析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城市社区公力救济手段是有的，但在处理突冲性民间纠纷方面基本上是无效的，所以从居民的角度来看是匮乏的。这种局面，不仅使受害人权利得不到恢复，导致冲突可能加剧，而且还在事实上鼓励了加害人的行为。城市社区内确实有一些人深谙目前公力救济的处理之道，就故意经常性地有控制地侵害（如在没其他人时候打你几拳但又不打伤你）没有私力救济能力的人（如老年人、体弱者等）或者基于理性不愿实行私力救济的人，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惩罚，打了你也白打。显然，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也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能够容忍的。
如何解决城市公力救济匮乏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需要加以考虑：一是重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独立，实现审判与执行的分离，以国家强制力确保判决的执行，树立起司法权威。在短期内，上述理想目标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要提高法官素质，使案件的受理、审判、执行方面都朝着实现社会正义方面努力。二是对现有的行政救济办法进行修正。在公安机关的救济方面，要对警察的权力、职责做出一个恰当的定位，明确赋予警察对侵害人的询问、调查、训诫、处罚的权力，以及“110”出警取证的责任，对警察的不作为行为也要予以处罚。三是除了加强司法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有一个补充的路径，就是在私力救济和公务救济之外发展社会型救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途径。长宁区出现了“李琴调解工作室”等准专业化组织，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也建立了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以适应矛盾的对抗性越来越强的状况，加强对复杂、疑难纠纷的化解力度。
2005年4月22日 一稿
2006年10月22日 二稿
李克垣于上海
E-mail：likeyuan@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