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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已于1999年5月29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老年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老年事业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逐步增加投入，并按各行政区域老年人数和经济发展状况，确定年度老年事业经费，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发展老年事业。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老年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其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二）制定老年事业长远发展规划和近期计划；
（三）调查研究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四）指导、协调、督促、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五）发展老年产业和敬老、助老的社会公益事业，为老年人参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条件。
各级老龄工作机构承担同级人民政府老年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配备专职或者兼职老龄工作人员。
第五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民政、司法、财政、卫生、城市规划建设、土地、工商、公安、广播电视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和学校、幼儿园应当加强对职工、青少年和儿童养老、敬老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基层老年人协会要反映老年人的愿望和要求，协助村民（居民）委员会，开展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老年人服务。
第六条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我省“老人节”。
第七条 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赡养父母是每个成年子女的义务；已婚子女应当支持和帮助配偶赡养其父母。
对子女已经死亡或者丧失赡养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负有赡养的义务。
第八条 赡养人必须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不低于家庭成员的平均水平。给付赡养费的，数额由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商定。
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或者护理责任，负担必要的医疗费用。
第九条 赡养人要尊重老年夫妇共同生活的意愿，不得强行分开赡养。单独居住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和问候，并承担其家庭劳务。
第十条 丧偶、离婚的老年人有依法携带自己财产再婚、复婚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再婚后的家庭生活，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搅扰。
赡养人不得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拒不履行赡养义务。
第十一条 老年人有权拒绝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提出的物质等方面的要求。
第十二条 老年人生活水平低于所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本省有关规定给予社会救助。
有条件的村民委员会可以按月向本村老年人发放养老补助金，或者将未承包的部分土地、荒山、荒坡、林地、果园划拨村老年人协会经营，收益用于老年人养老。
农村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经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讨论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后，可以免缴乡统筹与村提留费。
第十三条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和扶养能力的老年人，城市的，由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定期发放救济款或者由社会福利院供养；农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散或者集中供养。
第十四条 有关部门在制定医疗保险办法时，应当作出保障老年人基本医疗需要的规定。
确实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老年病人，当地人民政府可以酌情给予帮助，并提倡社会救助。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应当按规定优先支付。
农村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给予照顾，有条件的地方对老年人可以减免合作医疗费。
第十六条 政府向老年人颁发《老年人优待证》。持优待证的老年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可以享受下列待遇：
（一）国有各类公园、风景名胜区、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免购门票进入。但上述场所举办大型经营性活动期间除外；
（二）国有体育场（馆）、游泳池、影剧院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内购半票入场；
（三）在县级以上医院就医，优先半价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以及医院实行的其他优待规定；
（四）优先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长途汽车票，优先上下火车、飞机，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按起步票价购票；
（五）公证处、律师事务所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或者按有关规定，提供法律援助；
（六）免费使用收费公共厕所；
（七）其他优惠政策和优待服务。
第十七条 政府向百岁老人颁发《寿星证》。对百岁老人的生活给予特殊照顾，具体办法由当地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八条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兴办老年福利院、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等养老场所和老年医疗康复保健场所以及老年文化、娱乐、体育活动设施。
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在开发、改造城镇公共设施和居民住宅区时，应当规划建设方便老年人生活及活动的配套设施。
第十九条 街道、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体活动服务网络。
提倡社会各界及其志愿者为老年事业提供捐助，开展扶贫养老、帮困养老、认亲养老和助老服务等活动，为孤寡、残疾、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帮助。
第二十条 鼓励多层次、多渠道办好各类老年学校。
文化、教育、体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基层社区组织开展老年人文化、教育、体育、娱乐活动，帮助老年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乡、镇、街道、村民（居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条件，开办老年人活动场所，为老年人防病保健、法律咨询、婚姻、娱乐、贡献才智提供综合服务，组织老年人参加活动。
第二十二条 建立老年基金制度。老年基金主要用于兴办老年人服务设施、救助特困老年人、发展老年事业。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老年基金的管理，严格财务审计制度。老年基金的来源、使用或者实物分配等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老年基金要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全社会都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为老年人参与社会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老年人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可能，在自愿量力的情况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第二十四条 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对有一技之长或者一定专业知识的老年人，根据本人意愿，向用人单位推荐。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征询老年人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对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年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控告、检举、申诉拒绝受理，或者故意拖延不及时处理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向老年人提供优惠和优待服务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其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给予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5月29日
拘亦难，缓亦难
——关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思考

　　自“醉驾”入刑以来，由初期呈现高压“严打”态势，各地法院对“醉驾”案件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到“醉驾”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也引发了学者的激烈争议。对“醉驾”案件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但法律不仅仅具有惩罚性，还应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也具有节约司法资源的现实必要性。“醉驾”案件的处理之所以会引起争议，重点并不在于缓刑判决的实际存在，而是在于缓刑判决的标准和依据，公众的最大质疑其实在于法官能否避免人情和特权的干扰、“醉驾”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平等的裁判。在遵循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均衡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案发时的外界环境、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具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等因素，规范、均衡地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并不于法相悖，也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醉驾”入刑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初期“醉驾”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一种高压的“严打”态势，全国各地法院的裁判极为统一，对被告人均判处实刑。（1）2011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的讲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2），之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部分地区的缓刑判决数量甚至有超过实刑判决之势（3）。缓刑判决的增多引起了争议，公众就缓刑判决对“醉驾”行为的威慑力影响以及判决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性不公纷纷提出质疑。

　　“醉驾”案件的缓刑适用属于量刑范畴的问题，但是由于缓刑的非监禁性，其与实刑存在实质性区别，对其进行单独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缓刑法定适用条件和排除条件的规定来看，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被告人适用缓刑无可厚非，再结合“醉驾”的法定刑，“醉驾”案件的处理貌似是“拘亦可，缓亦可”。然而，相关司法解释的缺失、公众的热情关注、个案的具体案情等种种因素却让刑事审判法官实际面临着“拘亦难，缓亦难”的尴尬局面。

　　本文在对“醉驾”案件适用缓刑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醉驾”不应排除缓刑的适用，但应进行合理规制，达到规范、均衡的效果，以切实维护司法的统一和权威。

　　一、“醉驾”适用缓刑的现状分析

　　（一）适用比例呈上升趋势

　　在“醉驾”案件的审理上，全国各级法院普遍采取了整体从严的做法，对被告人判处拘役实刑居多，甚少适用缓刑。如江苏省自2011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法院共判决“醉驾”案件1748起，其中实刑1725起，缓刑23起，缓刑适用率仅为1.32%。再如北京市，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判决的“醉驾”案件中，缓刑适用率仅为1%左右。但同时“醉驾”案件的缓刑适用表现出先严后宽的特点，适用比例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广东省在2011年5月1日至同年9月29日，全省“醉驾”缓刑与实刑之比低于1：10，而从2011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31日，全省“醉驾”缓刑与实刑之比已上升至超过1：1。缓刑比例的上升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问题。

　　（二）适用标准缺乏统一

　　目前由于对“醉驾”案件在情节认定及量刑幅度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加上各地道路交通硬件设施、社会综合治理状况各不相同，各地法院对“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各行其是”，缓刑适用比例也相差较远，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决的“醉驾”犯罪案件缓刑适用率分别为1%和5%左右，而安徽、重庆、云南的适用比例却超过40%，部分城市比例更是高达73%。不仅如此，同一地区的不同法院对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标准也把握不一，比如笔者所在的扬州市七家基层法院，有的法院对于酒精含量达到160mg/100ml的“醉驾”被告人不适用缓刑，有的法院则对于酒精含量达到200mg/100ml的不适用缓刑。这些现象不但引起了社会的非议，还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三）社区矫正进展顺利

　　被宣告缓刑的“醉驾”被告人缓刑考验期一般为六个月，在判决生效后即到社区报道并接受矫正。考验期时间的相对较短，为社区矫正机构工作的衔接和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被告人通常会按时积极履行相应义务，不会发生脱管或者失踪的情形。以笔者所在的某地级市为例，“醉驾”犯罪分子参加社区矫正的到位率为100%，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到位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醉驾”被告人的缓刑适用效果。尽管“醉驾”入刑仅一年有余，现在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是否会再次醉驾进行评判可能为时过早，但就目前而言，已经出现了因醉驾被判处拘役实刑的被告人再犯的报道（4），却尚未发现被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再犯的情形。那些认为缓刑削弱“醉驾”入刑威慑力的论调似乎并无客观依据。

　　二、“醉驾”适用缓刑：理性思考下的现实选择

　　从“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及实际运行来看，社会公众对打击“醉驾”行为的执法效果期望普遍较高，要求对其严处、重处的呼声占主导地位。但是“醉驾”情节各有轻重，社会危害性千差万别，对 “醉驾”案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旦构成“醉驾”就判处实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但法律不仅仅具有惩罚性，还应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我国刑法精神，有其现实必要性。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是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是“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所谓“以宽为主”，“是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整体发展趋向是走向宽和”。（5）《刑法修正案（八）》充分贯穿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条立法主线，在减少“死刑”的同时，加大“生刑”的处罚力度；在降低一部分犯罪入罪门槛的同时，适当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废除部分死刑的适用；完善三大非监禁刑，并引入社会矫正制度。总体来说，《刑法修正案（八）》是以刑法的谦抑性为基本理念，充分发挥刑法的调节作用，以“宽”为核心，突出刑罚的“轻缓化”、“非监禁化”，使刑法达到一种“严而不厉”的平衡状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对构成“醉驾”案件不应简单地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全部判处实刑，而是应当区分案情，从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被告人主观恶性深度、再犯可能性大小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问题综合考虑是否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达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正如有学者所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的情绪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6）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需要

　　“法官自由裁量权”一词是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结果，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者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之。（7）因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导致法律的局限性不可避兔，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其能有效地克服法律的局限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使法律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8）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都拥有无可争辩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实质就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拥有根据案情具体情形自主作出裁决的权力。在“醉驾”案件中，针对不同的案情，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宣告适用缓刑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应当允许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

　　（三）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活动中应当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力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现在，诉讼经济原则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最基本的刑事政策，甚至有的国家将其确定为法律原则。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趋向之一。就我国而言，为了打击各种犯罪，国家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要花费1 万元以上的费用。刑事犯罪增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司法职能正常运作的需要。自“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对被告人判处拘役实刑居多，不断增加的入狱人数，必将使司法资源的短缺雪上加霜，并可能拖垮国家的司法体系。对“醉驾”案件规范有序地适用缓刑这一最基本的自由刑替代措施，可以通过社区矫正达到教育改造罪犯的效果，能够避免目前“醉驾”刑事案件多发态势下监狱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的局面。

　　（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从判处“醉驾”刑的群体来看，大都属于承担生活压力的弱势群体。像这些居家带口、子女跟随就学之家，如果判处实刑，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果适用缓刑，对犯罪分子本人、家庭及子女入学，都有好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在刑事司法中，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要“雷霆万钧”，又要“春风化雨”，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醉驾”适用缓刑的规制路径

　　“醉驾”案件的处理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我们认为重点并不在于缓刑判决的实际存在，而是在于缓刑判决的标准和依据，换言之，公众的最大质疑在于法官能否避免人情和特权的干扰、“醉驾”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平等的裁判。规范、均衡地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并不于法相悖，且具有现实必要性，也应当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一）适用原则